近日以來網絡出現了“季羨林藏品失竊”的傳言，該說法在網絡上傳播并延伸到一些傳統媒體。在沒有公安等部門的官方調查結果的情況下，事件在網絡上迅速發展，直到一周后以北大發表聲明才逐漸告一段落。筆者就此流言的網絡傳播過程進行了進程追蹤和傳播進程的簡要分析，以此試圖分析網絡輿論傳播的特點以及其功能。

　　網絡輿論議程發展

　　10月29日新華社記者唐師曾在自己的博客上以《季羨林藏品一再遭拍賣，季老未授權》為題，披露了他28日前往北京301醫院探望季老時的對話，并附上了季老接受探望時的照片。當日，《中國青年報》、《南方周末》等媒體的記者和唐師曾一起約見了提供線索的張衡。29日北大校長許智宏到醫院看望季羨林。隨著部分報紙以及網絡的報導，話題隨之展開。通過各大網絡討論區的多次轉貼，討論日趨熱烈。5日，北京大學新聞中心發出聲明予以回應，稱暫未發現季羨林藏品外流。在這一個星期里，網絡的話題方向經過了多次的轉變。

　　最初的一兩天里面，尤其是30日之前，由于該事件的重大性，唐師曾的博客以及《中國青年報》的報道被轉貼到包括天涯、水木社區等著名網絡討論區，在網上形成了初步的討論環境。大量的跟貼往往表達了對季老的書畫被盜賣事件的震驚和憤怒，也有少數人表達了對事件本身真實性的疑惑。

　　隨著舉報人張衡的浮出水面，輿論開始轉向和分化。

　　從唐師曾以及張衡博客上的留言來看，大部分網友的回復集中在對季老的尊敬以及對張衡的“義舉”表示欽佩，并表示對查出罪犯的期待和支持。

　　另一方面，網友從各種渠道挖掘“張衡”這個人的背景，試圖從對立一方探求對事件性質的判斷。一些人指出，張衡是一個字畫商人，在收藏品方面有自己的利益，在季羨林事件中的角色未必單純。同時，也有網友對事件本身的發展進行了推理，認為張衡的博客在2007年建立以后竟然只有10月底以來這個事件的幾篇文章，繼而懷疑其“預謀已久”。

　　一位自稱是“知情者”的匿名網友在唐師曾的博客上留言，說季羨林處在危險中，他的秘書楊銳——北大黨委副書記的夫人——對季老照看不佳：冬天不關病房的窗戶，還給老人吃雞骨頭。他同時提到，季老以前的秘書李玉潔應該受到保護，否則可能會有不測。由于是用知情者的口吻敘述，且真名實姓地提到了許多有關人物，并有“內情可怖”的暗含意思，因此這條留言被多次重復轉貼到唐師曾的博客下方，在水木社區等討論區上甚至被直接與相關報道貼在一起。

　　網絡輿論迅速向北大領導以及北大轉移。除了有一些直接批評楊銳的語言以外，很多人的矛頭指向了北大以及其領導制度，并且延伸到其辦學的準則。大量的言論是表達對北大的痛心和失望。11月2日以后，有一些相關的網絡上的報道被刪除。網絡的話題逐漸更多地偏向了網友們“人肉搜索”的反饋以及各自對事件發展的推理。

　　網友們繼續對張衡的身份和動機表示懷疑。一位自稱北大學生的網友說，此人的書畫廊賣的經常是贗品。針對張衡所說，其博客上的《季羨林先生字畫拍賣一事，我知道點內情》的文章連同32頁的留言一起被刪除的事情，有網友指出，博主自身是有權利刪除文章的，它有可能是為了博取同情或者防止被抓住把柄。同時，他和季羨林的關系也遭到質疑，說他和山東大學的蔡教授與季老并不熟，他們還在山東建立了季羨林研究院，很可能是借季羨林的聲望來增長自己的知名度和攫取利益。

　　一直被議論紛紛的楊銳依然是眾矢之的，但是由于對其資料甚少，她的丈夫、北大黨委常務副書記吳志攀開始成為網友關注的對象。他的簡歷被放在網絡上，隨即也有人稱，他有大量的房產。另一方面，有人因為對張衡的不信任，為楊銳和吳志攀辯駁，認為如果楊銳真的有張衡那么惡毒、見利忘義，那么季老不會像照片上看見的那樣精神，并且他們也不會在前幾個月對災區那么出手大方。另一些人則分析，吳先生的身份有那樣的收入很正常，并且他們也不會為了幾萬元來盜賣季羨林的收藏。其他網友對李玉潔也存在爭議，認為她從中做手腳才讓季羨林學生見不到他。觀點變得更加復雜。

　　同時可以看到，除了對事情真相的關注，也有許多人轉向了對事情傳播渠道的討論中來。以張衡為代表的一些人表示對網絡傳播和媒體支持的贊成和感謝。另外一些人則表示懷疑，為什么張衡選擇了媒體人唐師曾透露消息，而不是去找相關的司法機構。

　　網絡輿論分析

　　不可否認的是，網絡媒介在季羨林事件中起到了重大的作用。這件事情之所以在網絡上引起關注，首先是由于事情本身的重大性。季羨林作為學術大師，在許多領域造詣深厚。90多歲高齡的他是中國最早出國留學的一批人之一，被稱為“國寶”級人物當之無愧。 當這樣一個德高望重的學者、老人可能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時，自然而然地引起了網友的注意。其次，由于公安司法機構的介入后信息遠遠落后于媒體的報道，此時傳播速度最快，并能夠通過復制、轉貼、搜索等等各種渠道接受網友的自主傳播的網絡成為了人們關注事態發展的最好渠道。此外，由于唐師曾、張衡等人發布的信息都是通過個人博客這樣具有即時更新、個人化的渠道，對廣大受眾來說少了經過報紙、電視等傳統媒體形式的處理，顯得真實、完整、可信。

　　值得一提的是，在季羨林事件的討論中，網絡的輿論出現了多元分化，并且在事情真相并不明朗的情況下，爭議明顯，出現了群體的極化傾向。這種傾向和網絡的本身性質有關系。第一，由于網絡身份的匿名性，使得發言者可以將自己的背景信息在很大程度上過濾掉，而將自己的話語表達放在最主要的地方。這就不可避免地使得網民對言論的后果不加重視。在他們真實表達自己想法的同時，非理性、易激動的言詞也未經仔細修正就被發表出來。第二，網絡上的言辭并非轉瞬即逝的口頭語言，而是具有一定持續時間。一句原始的話即使被上百篇的跟貼淹沒掉也依然存在，并且通過復制以及對相似條目的搜索、鏈接而反復出現在受眾眼前。越是特立獨行的、駭人聽聞的消息，越可能被其他人引用，從而反復出現在網絡空間的不同地方。第三，網絡空間的開放性，使得個人的言論或者針對特定對象的意見變成了向所有人說的話，這就帶來了其效應呈指數擴大。此外，網絡輿論本身就是由分化而類聚的。由于網絡環境中存在海量的信息和角度，網友傾向于加入與自己價值同質的群體來增加自己的力量，也不至于被淹沒于“沉默的螺旋”的被壓制一方。觀點來源、角度類似的人聚集組成了相對固定的話語環境。不同的群體之間則存在異質。因此，網絡輿論往往比實際交往中更容易出現極端的傾向。有數據說，“群體極化傾向在網上發生的比例，是現實生活中面對面時的兩倍多。” (郭光華, 2004)從網絡留言上看，有關季羨林事件的意見也大體分化成支持張衡或反對張衡兩種觀點。除去最平淡的沒有發表具體看法的意見以外，不管是對其余的人有什么觀點，網友都幾乎是在表明了對舉報人張衡的動機的褒貶判斷之后，才開始相關的推理或陳述。這實際上是讓他們分化了陣營，而保持中立的留言幾乎很快就被帶有強烈感情色彩的評論所淹沒，在憎惡鮮明的觀點中被忽視了。

　　仔細觀察輿論的走向，我們能夠看見，網絡媒體和社區通過與現實中媒介以及人際傳播的互動，讓這個事件迅速地擴散并引起關注。11月2日，中央電視臺第2套節目播出了季羨林先生字畫被拍賣的報刊報道。隨后《新京報》、《環球時報》等媒體也發表了相關的報道。但由于這些信息仍然只是未經過官方確認的網絡流傳，因此傳統媒體上并沒有大規模的報道。但是11月5日北京大學新聞中心發表的聲明表示，這個未經過傳統媒體大面積關注的消息已經成為北大不得不出面澄清的問題。

　　從這樣一個流言的傳播，我們可以從中觀察出一些網絡傳播帶來的弊端。

　　首先是網絡傳播的可信度問題。網絡的匿名性讓其信息的真實性無法被證實。季羨林事件中，博客，甚至博客的留言都成為了下一輪討論的留言。而這個過程中，真相與流言無從被區分。例如，“現身說法”，或者聲稱是“知情者”的留言比較容易受到關注。這其中，可能是相關人士的自身觀察，也有可能是造謠或者無中生有。我們甚至不知道哪些話是同一個人說的——因為一個人可能會用不同的身份發表評論，從而使自己的信息顯得有說服力。這樣，越是沒有根據的就越受到關注，被放大并加以傳播。張衡很大程度成為在這個事件里唯一顯得很“民間”并且貼近當事人的聲音，因此很多討論都是基于他的說法。即使他并不完全受到網友的充分信任，但是必須說，他單方面的聲音引導了許多話題的方向，人們不自覺地接受他作為“知情者”的信息——雖然這些信息并不能被確認。

　　其次，非理性、非正常形式的表達在很大程度上干擾了人們的認知。網絡上大量存在的信息常常會過于繁雜，因此許多人會訴諸“人身攻擊”、“多次重復粘貼相同內容”、“加標簽下定論”等等方式，以引起他人的注意。唐師曾博客上的評論，包括類似呼告的對某人的指控或者類似于罵人的語言，有很多就是重復強調相同的信息。這樣扭曲的強調讓這些信息得到不必要的放大，而理性的正常邏輯的言論則淹沒在信息之中。

　　另外，網絡由于其來源廣泛，并且因為“自媒體”的存在，比起官方渠道來說更加有可接近性，這激發了網民對從中找到“真相”的愿望。前面已經提到，網絡信息缺乏可信度，但是這并不影響上面的內容很多時候成為網民話題的主要來源。這反映出網民這樣的心理，即，官方的信息不一定是最完全的，“小道”的消息才更真實，貼近原貌。而從浩如煙海的網絡信息中尋找“蛛絲馬跡”，進行“邏輯的”推理，成為一些網民樂此不疲的愛好，他們以能夠發掘看似不相關的信息之間的聯系為驕傲。季羨林事件中就出現了各種可能性推斷。應該說，這樣的推斷對人們去探尋事情的真相提供了不同的思路。但是因為這樣的推斷本身建立在沒有被證實的錯誤信息之上，因此其對事件本身的意義小過對給提供思維邏輯方式的意義。而且，以不同的信源為前提，帶來了完全不同的推理結果，使得“貌似正確”的推論也存在眾多版本。從心理角度上看，網民容易將先入為主的印象帶入判斷，并將發現“有獨特觀點的分析”等同于發現“不被人知的真相”。

　　網絡開放而多元，缺乏相應的管制機制，使得上述的弊端不被控制。一方面，傳統媒體因為需要遵守相關的報道政策或專業準則的限制，而且受到立場不同的局限，未必完全反映網民的意見。因此，網絡輿論是開辟了相對獨立的公共領域，就網民關心的話題進行討論。另一方面，這種相對的獨立與傳統媒體或者事件本身進程并不一致，沒有人能夠為其言論承擔“失實”的責任，于是網絡的討論有時候凌駕于事實之上，謠言和捕風捉影的話題很可能成為被盲目關注并放大的內容。但是，“正是這種‘一定程度’上的輿論獨立性的存在，賦予了網絡輿論研究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金兼斌, 2008)。不可否認，網絡輿論與媒體輿論、社會總體輿論的互動很大程度上豐富了討論空間的內容。盡管這些討論在現實中可能同真相并不一定有直接的關系，但是卻提供了多方面的視角和分析方法。除去“真實無法被證實”的前提以外，事件一旦從在網絡的關注延伸到現實生活，通過輿論與現實行為的互動，將更好地推動問題的解決。回頭看季羨林事件，不管是商人炒作也好，利益爭奪也好，又或者是有更多的復雜原因，這個事件在網絡輿論上的存在意義大于實際生活的意義。正由于這些討論，讓更多的人來關注季羨林，討論古董商的利益與炒作，探索辨別真偽的方式，甚至反思高校的管理。從這個層面來說，網絡輿論還是具有其獨特的積極意義的。

　　書目

　　網絡輿論的演變機制 [文章] / 作者 金兼斌 // 傳媒. - 2008年4月14日.

　　網絡輿論主體的“群體極化”傾向 [文章] / 作者 郭光華 // 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 - 2004年. - 卷 6.

　　(劉婧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