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賓走后，我顧不上初次與小平同志說話的拘謹，徑直走到他面前：“小平同志，我已寫完了消息草稿，想給您念念，請您審批。”小平同志似乎很容易便聽懂了我的山東普通話，微微笑了笑，擺擺手，

　　用濃重的四川話說道：“消息稿？不用念了。責任制嘛，這是你的事。”接著又說：“感謝外交部的同志，你們工作得不錯。不拉手了，再見。”沒想到，第一次擔任小平同志的發言人就這樣平平常常地結束了。

　　我連學士、碩士都不是，但卻覺得在一定意義上小平同志是我的“博導”。當然，也只是打個比方。

　　1984年春，我奉命從駐萊索托王國使館調回，任當時外交部新聞司司長馬毓真的助手，兼部發言人。這開始了我自1964年進入外交部以來最忙碌、心理負擔最重的一段日子。對新的工作不熟悉，知識面不夠，缺乏相關經驗。這之前，我只在非洲常駐過九年，在“五七”干校、解放軍農場勞動三年，并在外交學會、全國總工會、共青團中央、文化部以及劉伯承元帥任院長的解放軍南京高等軍事學院做過翻譯。

　　為盡快熟悉工作，我經常工作到很晚，不知道什么是假日和周末。但好像真是有付出就有回報：從那時起，我開始不斷有機會為小平同志工作，能經常當面聆聽他對外賓的談話，直接學習他如何為祖國交朋友，維護人民利益。

　　1984年秋的一天，我第一次參加小平同志會見外賓的活動，擔任會見的發言人，即負責寫會見的吹風稿，然后向中外記者宣讀；說得更明白點，大體相當于為國家通訊社起草新聞稿的初稿。

　　第一次近距離見到小平同志，給我留下了非同尋常的印象。說非同尋常，不是說他看上去與常人有什么不同或是架子大，而是說他對自己的事業那么充滿信心，對外國朋友那么真誠、坦率，談吐深入淺出，有針對性，分寸感強，對自己身邊的同志又那么隨和。

　　記得他比外賓提早大約十分鐘來到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時任外交部副部長的韓敘趕忙說：“小平同志，我想把會見的有關情況向您匯報一下。”小平同志說：“不用了。”韓敘又拿出一份簡報，小平同志說：“不看了。”接著就坐在那里沉思。我一時無事，便望著他，覺得他安詳的神態與前額上的皺紋、微閉的雙目，正慢慢凝為一體，融入時空，成為一座對人民謙恭、對邪惡仇恨的經典雕塑。

　　待外賓進入會見廳，這尊“雕塑”立即活躍起來，話匣子一經打開，便滔滔不絕，引人入勝。時間不長，內容卻似乎比一般人用二三倍的時間談得還要豐富。

　　我抓緊時間寫我的吹風稿，我想在會見結束前成文，以便呈送小平同志審閱。這是我的前任留給我的寶貴經驗。會談結束前的六七分鐘，我寫好了草稿，然后緊緊盯著小平，心想千萬不能讓他不看、不聽我的稿子就走了。我的前任們說過，等他離開后再找他就難了。不一會兒，小平同志和外賓握手告別。

　　外賓走后，我顧不上初次與小平同志說話的拘謹，徑直走到他面前：“小平同志，我已寫完了消息草稿，想給您念念，請您審批。”小平同志似乎很容易便聽懂了我的山東普通話，微微笑了笑，擺擺手，用濃重的四川話說道：“消息稿？不用念了。責任制嘛，這是你的事。”接著又說：“感謝外交部的同志，你們工作得不錯。不拉手了，再見。”沒想到，第一次擔任小平同志的發言人就這樣平平常常地結束了。

　　消息稿經在場的外交部領導審閱后，于當天晚上在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中播出，第二天被各大報章刊載。我心里卻一直忐忑不安。有時，沒有消息就是好消息。直到一整天沒有聽到什么反應，我才放了心。小平同志沒有直接閱改草稿，但從他對自己部下的部下那么放手、信任中，我得到了鼓舞，工作更努力了。看來，慢慢學，認真點兒，發言人也不是不能當的。

　　一次，一位非洲國家的領導人訪華。小平同志對他說，你們說向我們學習，這是友好的話。但中國的做法只能供你們參考，你們要走自己的路。我看，你們現在不能搞社會主義。客人聽后先是一陣驚訝，之后又感慨萬千，說一位領導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的領袖，建議他們不要搞社會主義，而是走自己的發展道路。這是一種怎樣的情懷？！這才是真正的朋友！在場的中國同志在感到意外之后，也深受教育。的確，友誼貴在坦誠。

　　實事求是是要付出代價的，小平同志“三起三落”，在某種意義上就是由于堅持實事求是。為了人民，為了事業，小平同志做到了。小平同志講這段話的時候我不在場，但后來我到過那個非洲國家。它的面積只有三萬多平方公里，有我國海南省那么大，人口是海南的三分之一，百分之九十的工業品靠進口，百分之六十的糧食靠進口，主要靠出口勞動力和資源為生。如果勸這樣一個友好國家立刻按中國的樣子去搞社會主義，說不定會害了人家。小平同志如此高屋建瓴，又腳踏實地；話說得這么深刻，又這么淺顯，令我永遠難忘。

　　我們工作人員喜歡聽小平講話，外賓也喜歡。原因之一是，他說話直奔主題，簡單明了。我不記得他的哪一次會見，包括翻譯時間在內，超過一個小時。但談話內容浩繁，讓人覺得像在大學里一口氣上了好幾節課，需要好多時間復習、消化。

　　1982年9月的一天，他會見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談香港問題。落座之后，稍加寒暄，他的第四句話就是：“坦率地講，主權問題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如果中國在1997年，也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四十八年后還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個中國領導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國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深沉，又純樸。后來事態就是按小平同志所說演變的。

　　外交藝術似乎高深莫測，但小平同志的對外談話總是通俗易懂，讓一般老百姓也能對國家的外交方略心領神會。

　　對于中國的不結盟政策，小平同志在1984年5月29日會見巴西總統菲格雷時這樣說：“中國的對外政策是獨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結盟。中國不打美國牌，也不打蘇聯牌，中國也不允許別人打中國牌。”

　　1986年春季的一天，小平同志會見新西蘭總理朗伊。在談世界和平這樣重大的問題時，同樣生動形象。他說：“誰搞和平，我們就擁護；誰搞戰爭和霸權，我們就反對。我們同美蘇兩個超級大國都改善關系，但他們哪件事做得不對，我們就批評，就不投贊成票。我們不能坐到別人的車子上去。我們這種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最有利于世界和平。”

　　我最后一次見到小平同志，是他在人民大會堂宴請美國前總統尼克松。他那天興致特別高，談話既像以往那樣深刻，又有前所未有的幽默。

　　他對尼克松說，外交部最近搞了禮賓改革，規定吃飯不上茅臺。我已經退下來了，今天咱們都是老百姓，可以不聽他們的嘍。

　　席間，小平同志說，中國人民取得現在的成績不容易。我們還要艱苦奮斗好幾代人，才能使中國富強起來。我出生的那個年代老家很窮，家里條件不好，后來到法國勤工儉學，干活累，吃得又不好，所以個子長得小。尼克松頻頻點頭、微笑。小平同志又爽朗地說，個子小也沒關系，小個子有小個子的好處，天塌下來有大個子頂著。

　　小平同志和尼克松告別后，轉過身來親切地對錢其琛部長和外交部的年輕同志說：我接待外賓的任務完成了吧？今后我就不再見外賓了，好不好？

　　其琛同志說：“外交部這些同志都很高興在您身邊工作，但從來沒跟您合過影。以后恐怕機會更少了。這次他們能不能和您一起合張影？”我們激動地等待小平同志的回答。一聽他說“好嘛”，就熱烈地鼓起掌來。我這才意識到，我大約總共參加過小平同志三四十次會見外賓的活動，這是第一次與他合影留念。照完相后，他說：“外交部的同志們這么好，我感謝你們。這次拉拉手吧。”說完，和我們一一握手，一一說再見。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同這位偉人握手。

　　在外交戰線的四十年里，我感到在小平同志身邊工作的時光特別輕松，收獲也特別大。每每回憶起他的音容笑貌，回憶起他不辭辛勞，而又創造性地開展工作，我都會記起他那句永遠讓我感到欽佩的話：“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而每每記起這句話，我眼睛里常常充滿淚水。

　　是的，他是中國人民的兒子，是中國人民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兒子之一。他吃了那么多苦，受了那么多罪，卻一直滿懷著對祖國的拳拳之心，坦蕩豁達，又平易可親。歷史將永遠記住他！

　　對我來說，小平同志是領袖，更是學校。遺憾的是，我永遠也學不完，永遠也沒法從這所“大學”畢業。好在這個學校會永遠開放，我永遠也不會給自己放假。

　　本文摘自《從未名到未名：李肇星感言錄》，李肇星著，青島出版社2008年8月第一版，定價：3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