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多年前，阿克曼來到中國，他見證了這個國家從封閉到開放的全過程。如今，這個德國人和他的歌德學院，正在致力于消除兩個國家之間的文化隔閡。盡管常有挫敗與無奈，但他并不在意，因為“有些東西總會遲到，但一定會到”——

　　11月1日夜，北京798的主街道上，一道刺眼的百米激光束，把街道一分為二。手持冰激淋與烤腸的年輕人們，視若無睹地穿行其間，很少有人知道，他們正在穿越的，是設計師處心積慮設計的“柏林墻”。

　　年過花甲的米歇爾·康·阿克曼站在不遠處，頗為滿意地看著他的“作品”。這個歌德學院(中國)總院長，為了紀念該學院在中國成立20周年，專門引進了這道燈光“柏林墻”，來表達一種“溝通與交流的微妙關系”。

　　“東德和西德之間的‘柏林墻’已經倒了。可中國與德國之間有‘柏林墻’，人與人之間有‘柏林墻’，這堵墻無處不在！”阿克曼說。

　　阿克曼的大半生都在努力推倒這些“柏林墻”。起初，這個德國“農村小伙”在慕尼黑大學學習社會學，可他慢慢發現，“社會學解決不了任何社會問題”。于是，他轉學了一門更加無用的專業——漢學。在當時的德國，人們把漢學稱為“蘭花學科”，意為這個學科像這種植物一樣美麗、稀少，但毫無用途。

　　1975年，阿克曼懷著對紅色中國的政治好感，和一種“田園詩般的想象”，來到北京，成為北京大學的“工農兵學員”。然而，這個“讀得懂唐詩，卻讀不懂《人民日報》”的小伙子很失望。

　　他能忍受中國的窮，卻難以忍受中國的“悶”——一樣的衣著，一樣的面無表情，理想中滿口孔子的中國，卻連本《論語》都買不到。整個社會籠罩在一種無聊沉悶的氣氛里。同來的大部分留學生，都失望地逃離中國。

　　那時，阿克曼住在五道口，他常無所事事地站在路邊，看著騎車的人們，像“潮水般的藍螞蟻”來來去去。人們的表情“非常憂傷”，但騎車的動作卻很和諧，行云流水一般，這跟西方完全不一樣。

　　“西方人騎得很快，像機器人，中國人騎車的節奏、韻律都很美。”那一瞬間，阿克曼突然覺得，出問題的是這個國家，而不是“生動的人”。于是，他決心留下來。

　　他也成了“人群里的一只藍螞蟻”，穿著棉襖和肥腿褲子，在河北農村，像普通的老農一樣撿大糞，種莊稼，睡大炕。

　　可“藍螞蟻”們卻把這個1.95米、“個高鼻更高”的德國人當成了異類。有一次，他在一個南方小城逛街，一回頭，發現一支不見尾的“長龍”跟隨著他。還有一次，他和一個黑人朋友走在路上，一個男孩又害怕又好奇地跟著，他們一回頭，孩子就躲開，不一會兒又跟上，最后黑人朋友沒辦法，只好蹲下來，讓孩子摸摸他的黑臉，“看，這不是涂上去的。”

　　1984年，德國總理科爾訪問中國，在和鄧小平的私人會談中，他提到想在中國設立歌德學院，開展文化交流。此時，正值中國和歐洲建立緊密外交關系，鄧小平欣然應允。

　　歌德學院成立于1951年，它的成立目的，是為了讓世界明白，“除了希特勒的德國，還存在一個歌德、貝多芬、康德的德國。”歌德學院在世界眾多國家建立分院。但是冷戰的阻礙，使得在長達近四十年的時間里，歌德學院無法在東歐及其它社會主義國家開展工作。

　　在北京建分院的進展并不順利，當時，中國的文化政策非常保守，在幾個部委相互推諉之后，當時的國家教委終于接手歌德學院成立事宜，但是幾乎毫無進展。隨后，科爾總理又一次訪問中國，他面見鄧小平時，說到歌德學院的成立遲遲不能落實，鄧小平不禁感嘆：“看看我們的官僚主義多么厲害！”

　　因為這句“最高指示”，歌德學院終于在1988年成立，成為第一個受中國官方承認的國際文化交流機構。

　　“北京分院等于是鄧小平送給科爾的一個禮物。”阿克曼說。此時，阿克曼也收到了人生中很大的一件禮物——被任命為新成立的歌德學院北京分院的首任院長。在此后的六年里，他便成了中國唯一的“西方文化機構”的帶頭人。

　　歌德學院的選址，在北外的院子里，大陸的辦公桌椅達不到德方的要求，需要從香港買，然而，這些桌椅卻被天津海關擋住，因為海關搞不清這個歌德學院到底算什么單位。按照當時的體制，北外里面的電和電話線都是專供的，而歌德學院作為一個獨立單位，需要重新審批，于是，阿克曼和同事們費了很大力氣，終于裝上了4部電話。

　　最初，阿克曼的工作被限定在語言教學上，文化交流只能是“試一試”的冒險行為。一度，歌德學院被斥為“插入中國的德國矛尖”，阿克曼也被人稱為“向中國文化盾扔矛的人”。

　　可阿克曼的矛卻越扔越多。在德國，人們有穿著晚禮服，點著蠟燭，聽作者朗讀作品的傳統。他想把這種習俗也帶到中國，可中國作家卻難以接受，好像當眾朗誦是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阿克曼還將這支矛直指中國最底層。1993年，他帶著一個德國詩人，和作家劉震云一起去劉震云的河南農村老家考察。劉震云93歲不識字的外祖母，坐在太師椅上跟這兩個德國人聊天，后來，這次對話被劉震云稱為一場“不亞于兩個國家高端領導人的世界巔峰對話”。

　　老人的第一個問題很有世界性：“你們從哪來？”

　　阿克曼說：“從德國來”。

　　老人問“你們怎么跟震云認識的？”

　　阿克曼回答：“在趕集時認識的。”

　　老人又問了個政治問題：“德國搞沒搞文化大革命？”這一下子把阿克曼問住了。“沒有搞。”阿克曼照實說。老人一拍太師椅：“毛主席讓你們搞，你們為什么沒有搞？”

　　“毛主席說的是湖南話，德國人比較笨，所以沒聽懂。”阿克曼回答。

　　“德國人沒聽懂就算了。”這個老人終于原諒了他們。

　　待了幾天，離開村子時，德國詩人說如果讓他一直在村里住下去，他會自殺。阿克曼說：“我不會”。

　　阿克曼嘗試了很多“第一次”的活動，他第一次請林兆華導演歌劇《浮士德》，林兆華一開始就直接把吉普車開上了舞臺，在當時中國文化界產生了很大的轟動。

　　阿克曼第一次把伊門多夫的畫展開到了中國，伊門多夫在德國已經屬于很前衛的畫家，在中國藝術界更顯前衛。當時舉辦畫展的畫廊工作人員都說，實在看不慣這些畫，然而這個畫展在美術院系學生中有非常好的反響。

　　“試試是件愉快的事。”阿克曼眨巴眨巴眼睛，調皮地對記者說。

　　當然，這些嘗試也有失敗的時候，1994年,他想把在德國享有盛譽的畫家昆特·約克創作的表現文化沖突復雜性的《致北京的信》引進中國，引起一次中德文化的“心靈觸碰”。

　　可阿克曼跑細了腿，也沒有一家官方展覽館敢接受這樣的“先鋒藝術”，最后，只有一個破廟改造成的展廳勉強接受，畫家來北京的機票都訂好了，可展出的前幾天，阿克曼卻接到了“封殺令”。

　　13年后的2007年，再次回到中國的阿克曼偶然獲悉77歲的老畫家還把作品保存在倉庫里。老畫家稱，“在北京展出之前，不允許在任何地方展出。”阿克曼立馬明白，他有義務完成這件13年前沒做完的事。

　　這一年的6月23日，中國美術館8號廳。《致北京的信》展出，20幅畫布像晾在屋頂的被單，密密地垂掛在展廳里。昆特·約克把這些懸掛的圖畫比喻成“線裝書”——它像一封無所拘束的書墻，懸浮空中的圖書，被層層翻閱的印象，都來自初到中國的靈感，觀賞者行于其間，如同“穿行在迷宮當中。”

　　這是昆特·約克“給中國的一封情書”。觀眾穿行其中，極近距離地閱讀這封幾乎無字可循的書信。“收信者”眾多，但能讀懂者寥寥。

　　“很多東西都會遲到。”10月31日，在他17層的辦公室里，阿克曼捧著印有荷花的茶杯，喝著綠茶，感慨地說，“雖然它遲到了13年，但它的最終抵達證明，名叫歷史的郵局，果然不負所托。”

　　如今，阿克曼走在中國大街上，已不會再有人多看他兩眼，可他卻會注意那些哈韓、哈日的時髦青年。他對中國文化的“不斷斷裂和流失”感到無奈，“在西方也有各種各樣的創新和變革，但這些都在自己的文化內核中，中國卻不是這樣。”

　　1994年后，阿克曼先后調任至俄羅斯和意大利的歌德學院分院任院長，直到2006年才重新回到北京，擔任歌德學院(中國)總院長。

　　闊別12年，再返中國，他覺得中國人與德國人的隔膜與誤會依然很深。在德國，長城這個詞是隔膜的象征。有個詞叫“ChinaWall”，這個詞并非特指長城，而是用了“中國墻”作為封閉的隱喻。

　　但阿克曼從不認為這種隔膜感有什么關系，他總是聳聳肩，不以為然地說，“有了隔膜，便意味著開始熟悉這種陌生。”

　　他也諳熟了曾經很陌生的“中國式交際”，有人夸她上大學的女兒很漂亮，他會脫口而出：一般、一般。常常有人問這個好說話的老頭：歌德學院干嘛的？你娶了中國太太，你愛德國，還是更愛中國？兩國人鬧誤會了，你幫誰？老頭兒被搞得哭笑不得。

　　“現在在西方罵中國是個時髦，我們的工作是要讓德國人理解，現在媒體上描寫的中國不是實際的中國，過去的一個理想化的中國也不是一個實際的中國。”阿克曼說，“我們的任務是推動互相理解，盡管這非常難！”

　　(記者 從玉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