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完全可以把茅盾文學獎當作對獲獎作家的創作進行全面總結的一個好機會。了解和重新評述其創作對于中國當代文學的影響和貢獻，不僅是增加茅盾文學獎含金量的一個契機，也是培養具備公共形態的作家的良好機會。但獲獎結果公布后，我們看到的是媒體發布的官方消息以及對作品蜻蜓點水式的介紹、評論家對作品的點評，至于作品獲獎的深層次原因——與社會、時代的隱秘聯系，與公眾精神的契合程度有多少，沒有人愿意花費多一點的時間和精力去探討和分析。

　　11月2日，第七屆茅盾文學獎頒獎典禮在茅盾的故里浙江烏鎮舉行。從公布獲獎結果到頒獎的這一周時間里，茅盾文學獎早已被眾人評說。賈平凹的《秦腔》、遲子建的《額爾古納河右岸》、麥家的《暗算》、周大新的《湖光山色》，一下子成為近期被人們提及最多的圖書。

　　在獲獎結果公布之前，就已有輿論猜測到了獲獎作品將會是哪幾部。猜測和結果大致相同甚至完全吻合，是中國文學評獎事業的一大特色。在結果不再神秘的時候，能期待的只有作家的反應了。在談到獲獎感受的時候，賈平凹說“既感到意外，也不感到意外”。賈的反應令人想起某年的高考作文題，“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如果說《秦腔》的獲獎是在“情理之中”，那么，其他三部作品多多少少都在意料之外了，尤其是那部非純文學作品《暗算》。

　　麥家的《暗算》，從入圍到獲獎，一直就充斥著各種猜測，與“風水輪流轉，今年到我家”的賈平凹相比，與其他兩部純文學味道濃厚的獲獎作品相比，《暗算》是裹挾著一股市場的銳氣沖進茅盾文學獎的。它憑借同名電視劇的巨大影響力，憑借著讀者良好的口碑，在本屆茅盾文學獎中擔當了“攪局者”的角色。有人戲言，今年《暗算》獲獎，四年后《鬼吹燈》這樣的類型文學進入入圍名單并最終獲獎，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如果茅盾文學獎真能以如此寬闊的視野和胸懷，來發現和容納多種風格的作品，對它而言倒是一件幸事。不過，可以預見的是，茅盾文學獎全面按照市場規律來評選是不現實的，它必須要堅守自己的文學品格。它向市場力量的“屈服”，只是為了表明一下自己的開放姿態，而非淪為一個被市場所用的評選工具。

　　“市場化”是本屆茅盾文學獎不同于以前幾屆的一個關鍵詞。它不再是一個拘泥于文學圈內的評獎，在結果公布之前，將入圍作品全部放到某網站上做一次集體展示，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網民的點擊和評價，雖然影響不到評選結果，但網民意見必然會給評委帶來觸動，這觸動有可能在下一屆評選中有所體現。茅盾文學獎由一個圈內獎項變為一個大眾獎項也因此初露端倪。

　　茅盾文學獎入圍作品在網上公示并進行商業化試驗(先期免費閱讀后期收費閱讀)有兩個好處，一是借助網絡影響擴大了作品的知名度，二是為以后作家更加積極地參與評選增加了更大的驅動力。至于商業化會不會影響文學評獎的純粹性，倒不必過于擔心，誰能保證和商業一點兒都不沾邊的文學獎，就是那么絕對公正呢？

　　前兩屆茅盾文學獎公布后，有種說法是，茅盾文學獎已經成了各種社會力量、文化力量折中的結果。第七屆茅盾文學獎，仍避免不了“折中”的痕跡，有評論認為，正是因為“折中”，才讓茅盾文學獎成為一個沒有個性的獎項。對于茅盾文學獎推不出好作品，作家石康曾說，“獎金太少了，得有1000萬才行”。但真有了1000萬，茅盾文學獎就能推出重量級的獲獎作品嗎？石康顯然對獎金和作品質量只進行了簡單的換算。僅有獎金是出不了好的文學作品的，優秀作家和優秀作品的出現，寄希望于一個國家的文學氛圍如何，一個作家的創作自由程度如何，讀者對文學的熱情如何，只有這三者都達到相應的高度，文學獎項的激勵功能才會被充分利用起來。否則，再怎么做出姿態以示權威的文學獎都是擺設。

　　第七屆茅盾文學獎公布后，在某網站進行的網絡調查結果顯示，有38%的網民對于獲獎作品“一部也沒有讀過”。而據媒體報道，本屆獲獎結果公布后，獲獎作品的銷量“并無明顯增加”。這些客觀地說明了一個事實，“茅盾文學獎”已經缺乏足夠的吸引力和市場影響力。

　　茅盾文學獎的市場影響力曾經有過自己的“黃金時代”。《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的銷量過百萬冊，就不乏茅盾文學獎的巨大推動力。《塵埃落定》在2000年獲獎時，當年的銷量便猛沖到20多萬冊。但日后茅盾文學獎的影響漸成頹勢，主要原因恐怕還不在缺乏好作品支持上，讀者審美和閱讀習慣的變化，以及圖書品種的豐富性，才是導致茅盾文學獎關注度高而閱讀率低的癥結所在。

　　作為茅盾先生捐出25萬元以個人名義設立的一個文學獎項，堅持不懈舉辦至今已屬相當不易，媒體和網民對于本屆茅盾文學獎的關注，也隱喻著公眾對于中國當代文學仍有較高期待。只是，當茅盾文學獎承擔不了這種期待所帶來的壓力時，讀者的失落情緒難免體現到對獲獎作品的冷漠上來。

　　茅盾文學獎為獲獎作家帶來了什么？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先讓我們看看諾貝爾文學獎為獲獎作家帶來了什么：一筆不菲的獎金，世界性的聲譽，被翻譯到數十國家出版的作品，世界文學史上留下重要一筆……顯而易見，其中的每一項，都是目前的茅盾文學獎所不能夠帶來的。

　　既然如此，我們完全可以把茅盾文學獎當作對獲獎作家的創作進行全面總結的一個好機會。了解和重新評述其創作對于中國當代文學的影響和貢獻，不僅是增加茅盾文學獎含金量的一個契機，也是培養具備公共形態的作家的良好機會。但獲獎結果公布后，我們看到的是媒體發布的官方消息以及對作品蜻蜓點水式的介紹、評論家對作品的點評，至于作品獲獎的深層次原因——與社會、時代的隱秘聯系，與公眾精神的契合程度有多少，沒有人愿意花費多一點的時間和精力去探討和分析。

　　在其他文學獎項近乎毫無影響力的狀況下，茅盾文學獎的存在有其一定的標志性意義。它小心翼翼邁出的親近市場的一步，也證實它的確在努力拓展自己更為寬泛的影響性。是循規蹈矩地按照早期制定的“形而上”的評選規則穩步前進，還是全面遵從市場意愿去贏取讀者的信任？對于茅盾文學獎來說是一個兩難的選擇。選擇前者，無疑會局限作品的多題材、多風格和時代性；選擇后者，難免又會對設立這個獎項的初衷有所悖離。在真正具有征服性的長篇小說出現之前，也許茅盾文學獎只能扮演協調各方意見的老好人角色了。

　　(韓浩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