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沉冤，

　　這次大白了！”

　　時間越過了“大躍進”，越過了“右派”摘帽，越過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20年后，不為人知的丁玲，從北大荒、秦城監獄、山西老頂山公社嶂頭村，重新回到人們視野中。

　　白發蒼蒼，兩頰松垂，一個鄰家老太太。

　　老去的不僅僅是容顏和外表，逝去的也豈止是時間和歲月。

　　1955—1957年挨整期間，丁玲認過錯，卻從未低過頭。

　　1963年，“右派”摘帽工作開展過程中，丁玲從北大荒給她的“死敵”周揚寫思想匯報時這樣說：

　　我有一個要求，我希望黨根據自一九五八年我到農場以后，五年多來的一貫表現，對過去錯誤的認識，和對黨的態度等，摘掉我的右派帽子，準許我回到革命的隊伍里來。……我向黨保證：決不重犯錯誤，我一定全心全意、一心一意、老老實實聽黨的話，服從領導，做黨的馴服工具，為革命，為無產階級埋頭工作，奮斗到底。

　　多么可憐的措辭和語氣！ 這是那個傲人的丁玲嗎？但是，命運的捉弄終于使這個人丟掉了驕傲。她竟然開始耍起了“心眼兒”！1978年，“四人幫”倒臺兩年后，為了能回北京，丁玲深謀細慮，一封又一封地寫信給只身去北京“活動”的丈夫陳明，巧為布置。

　　“這些文章(前一封信，她說打算去一趟北大荒，搜集素材，寫寫王震)還是容易出貨，現在要拿貨，長篇可以留著慢慢寫。你若有文章見報，人家不管你寫得好不好，只注意你是‘出’來了。……老說治病，人家就怕麻煩，我不治病，只要去了，就能治病嘛。你有勁頭，人家也愿幫忙。我去東北，找王的材料，寫王，他為什么不幫忙呢？”(12月16日信)

　　“我想你走前去看看周伯伯(指周揚，此處是借用子女們對周揚的稱呼)也可以。只說你去北京的目的和情況，說我身體還可以。糖尿病有些影響，還不十分重要。將來也還是要見面的。假如我去，也會看他的。反正他也受了‘四人幫’的迫害，就表示一點對他的同情罷。”(12月21日信)

　　1979年7月18日，丁玲為人民文學出版社即將再版《太陽照在桑乾河上》所寫的《重印前言》，在《人民日報》發表。重新亮相于黨報，意義非常。她在里面以極其飽滿的熱情緬懷和稱頌了毛澤東。“文章發表后，張鳳珠去友誼賓館看她，對她這種心情表示難以理解。丁玲笑了笑說：看來這20多年，你政治上進步不大。”

　　重新回來的丁玲，終于在政治上成熟了——在70多歲的時候。

　　為回北京而奮斗的那些日子里，丁玲在日記中寫道：

　　憶幾十年大好年華，悄然消失，前途茫茫，而又白發蒼蒼，心高命薄，不覺愴然。唯有鼓起余勇，竭力掙扎。難圖伸腰昂首于生前，望得清白于死后，庶幾使后輩兒孫少受折磨，有發揮能力的機會，為國為民效勞而已。

　　心比天高的中國現代女性文學“四杰”之一的丁玲，此刻只存下一個念想了——為兒孫計，為親人計。

　　1984年7月25日晚10時，陳明先生得到消息，中共中央書記處已經批準了《關于為丁玲同志恢復名譽的通知》。翌日，“在醫院中”的丁玲獲知此訊，脫口而出：“這下我可以死了！四十年沉冤，這次大白了！”

　　在她心中，一生的厄運，并非從1955年算起。

　　她隨即取來錄音機，留下這樣一段話：

　　我死了之后，不再會有什么東西留在那里，壓在我的身上，壓在我的兒女身上，壓在我的親人身上，壓在我的熟人我的朋友身上，所以，我可以死了。

　　1986年3月4日，丁玲在京逝世。

　　“丁玲”這名字第一次出現，在1927年(短篇小說《夢河》)；是年，她23歲。51歲以后，“丁玲”基本停止了寫作。在全部82年人生中，作家“丁玲”，只存在了2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