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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26日深夜,中國作家網上刊出了一條消息,賈平凹的《秦腔》以全票摘得第七屆茅盾文學獎桂冠。

　　第二天,報紙、電視、網絡上已是鋪天蓋地的報道。而11年前的1997年,賈平凹的《廢都》獲得法國費米娜獎時,報紙不是不報,就是極其簡單地刊發一條消息,甚至不提《廢都》的名字,只說賈平凹“某部作品”獲獎。

　　中國的寫作語境和社會一起變化,甚至變得更快。而賈平凹呢?從1973年第一篇文章變成鉛印文字,他的寫作生涯已經走過35年。小說和散文,是他的兩翼。但他又是收藏家、書法家、畫家,還研究周易,通命理星象,這些構成覆蓋其身的羽片。

　　怯懦與不安分,木訥與靈動,多病與頑強,名士與農民,是他的多面。現在,在56歲的知天命之年,獲得茅盾文學獎,當選陜西省作協主席,如今,他在想什么?

　　口述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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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作初期)

　　我感覺我的想象力和文字要比他們好

　　在1980年左右,我的《廈屋婆悼文》、《沙地》、《好了歌》一批作品都是反思社會的,別人都不那樣寫,我卻開始了與我之前并不一樣的寫作。這就如春天來了,所有草木都要生葉開花,草木的生葉開花又是不一樣的,時間開得不一樣,顏色、氣味也都不一樣。

　　記者:你覺得你真正創作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你說過以前編過雷鋒的《一雙襪子》的文章,這類早期的文學記憶還有哪些?

　　賈平凹:我產生寫文章的興趣是在西北大學讀書期間,也就是1972年到1975年。那時整個社會的文學土壤很薄,陜西省還沒有一家文學刊物,圖書館也不開放中外那些文學名著。寫作可能是人類的一種生命興趣吧,我那時偏就喜歡寫作。這如在院子里倒了一堆土,雖然這堆土不久就得鏟出去,而土里有散落的草籽或糧食種子,下了雨又曬了太陽,它就長出草和麥子包谷的苗子來。

　　那時興革命故事,我寫的東西變成鉛印的是一篇《一雙襪子》,是一篇革命故事,是和大學同學兼鄉黨馮有源合作寫的,發表在1973年8月號的《群眾藝術》上。這篇故事發表后,接連發表了許多,到大學畢業時大概有25篇吧。這都不是文學創作,算作是一種愛好文學的練習,所寫的內容已經記不起了,記起的是那時的熱情。“廢寢忘食”這四個字,在我后來的寫作中從沒有,卻就在文學練習的那時候有。

　　記者:“廢寢忘食”這四個字,讓我想起你的大學同學馮有源在他的《平凹的佛手》里說到,您寫作最初,也有“走麥城”發不了的時候,1976年到1977年之間,你發瘋似地寫作,但總是寄出又被退回。那段歲月,你對寫作產生過動搖嗎?

　　賈平凹:寫作最初,成名的欲望并不強烈,只是想能發表,那時寄出去的作品十分之九被報刊社退回來。但是,對寫作沒有產生過動搖。因為我讀一些別人發表了的作品,常常并不滿意它們的寫法,我感覺我的想象力和文字要比他們好。

　　記者:孫見喜曾經寫過,你“把那127張退稿簽全貼到墻上,抬頭低眼看到自己的恥辱。”

　　賈平凹:這些退稿簽,一半是鉛印的條子,有的編輯太忙,退稿簽上連名字也未填上。那時當然也苦悶,很想把心緒調整一下。適在這時,各單位都要出人去市上修人防工事,這樣,我便自告奮勇地挖地道了。挖地道真好,先開一眼貓耳洞,再四向開擴,又縱深掘進……我忽然問自己:創作也是這樣嗎?我的貓耳洞在哪里?

　　后來,社里叫我去禮泉縣的烽火大隊蹲點,搞社史,當時真不想去,思想剛剛理出頭緒,許多構思已經成熟,我急需的是趕緊寫、趕緊寫,擔心到了鄉下不可能有條件寫構思好了的小說,而搞社史又是很乏人的,調查呀,座談呀……但到了那里,和大隊農科所的那幫年輕人,一起精屁股下河游泳,一起燒野火煨豆子吃,一起用青煙葉卷喇叭筒來吸,是很有意思的……后來,我依據這段生活,寫了短篇小說《滿月兒》,發表在《上海文學》1978年第3期上。

　　記者:這篇小說后來獲得了首屆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創作的初期階段,你的寫作與當時傷痕文學、反思文學之類的文學潮流是什么關系?

　　賈平凹:等到大學畢業后,《延河》文學雜志才恢復,社會上開始有了傷痕文學之說。對于整個文壇動向,我當然是留意的,但我的寫作好像并沒有順著潮流走。這種現象似乎在我以后幾十年寫作中都存在,就是寫我想寫的,我想怎么寫就怎么寫。這種寫作也導致了我在某一階段寫作并不受注意的結果。當時,我的想法是,別人所寫的那些東西我沒經歷過,我寫不了,而且我實在不大喜歡那樣的結構和文字。

　　那時我讀的最多的書,是中國古典文學和三十年代那些作品,我欣賞這些作品。當社會上盛行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時,我寫的都是我在鄉下生活過的東西,等到我真正體悟了一些問題,開始寫類似的反思內容作品時,那股潮流已經過去了。在1980年左右,我的《廈屋悼文》、《沙地》、《好了歌》一批作品都是反思社會的,別人都不那樣寫,我卻開始了與我之前并不一樣的寫作。這就如春天來了,所有草木都要生葉開花,草木的生葉開花又是不一樣的,時間開得不一樣,顏色、氣味也都不一樣。

　　記者:就是《沙地》、《好了歌》這些作品,在1982年受到了尖銳的批評,評論家認為你的政治性不強。

　　賈平凹:那是1982年,西安“筆耕”文學評論組召開了我的小說創作研討會,我也去了。大家批評的,是說這些作品傷感、虛無,認為我沒有以前那種清新明快了。

　　記者:那應該是你第一次遭遇比較大的批評,此后你回到家鄉商州,走遍商州。后來,你因為1982年出版的《商州初錄》,被認為是尋根文學的濫觴者。回到家鄉,是你在著意尋找自己的“根”?這種“根”又是什么?

　　賈平凹:寫了那批反思社會的小說,很快覺得沒什么寫的了,因為那些小說內容還不是我非常熟悉的東西,寫起來不是那么得意。我檢討自己是文學上的流寇,應該有一塊寫作的根據地。在這種思想的支配下,我返回了商州故鄉,一個縣一個鎮的走了一遍,幼時的記憶重現,又所見所聞,覺得寫寫故鄉的人和事,非常得心應手,就寫起來,這便是《商州初錄》。《商州初錄》出來后,反響很好,自己就又幾次去商州,記得當時去了以后找當地的一些朋友,毫無目標地走村串鎮,饑了就在村民家吃,天黑了就投宿小店,住下了就在筆記本上記錄當天的感受,非常地快樂。當然,不曾料想到,這一兩年的生活使自己染上了病,此后十五年病才好,又經受了非常大的痛苦。尋找寫作的根據地是我當時游歷商州的目的,《商州初錄》及“再錄”、“又錄”,和后邊的一系列關于商州的小說、散文是這次改變寫作方向的結果,而后來的“尋根文學”由一家刊物提出后,把我列入其中了。另外,在我的《商州初錄》之前,我發表了我那時的一些創作上的想法,即《“臥虎”說》,那篇文章也被別人看作是尋根思潮中的重要宣言之一。

　　記者:回顧幾十年的文學風潮,都是先有了創作,后被一些刊物總結后提出一個名稱,再有意組織,就形成了風潮。對于這種一陣陣的文學風潮,你怎么看待?

　　賈平凹:最初寫時,是沒有想風潮這些問題的,當被評論家說到,肓從和模仿的就多了,以致越往后,這類作品就越失去原創性,流于故意寫些過時的落后的東西,或徒有形式而內容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