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個多世紀以來，謝晉一直是中國電影的一位真正先鋒，他在整個中國電影發展的歷史上扮演了一個不可缺少的角色。

　　謝晉生前最后一次接受外國研究者的權威專訪是在2002年12月27日，采訪者是美國漢學家白睿文，地點上海。白睿文現任職于加州大學圣芭芭拉分校東亞系，主要研究領域為當代華語文學、電影和流行文化。本報獲得白睿文先生的許可，首次在中國公開發表他與謝晉導演的部分訪談內容，小標題為編者添加。

　　“要為不能再說話的人發聲”

　　白睿文：您在1964年拍攝了《舞臺姐妹》。這部電影的命運很乖舛，將近十年之后才獲準上映。您拍攝《舞臺姐妹》的時候，不曾想過會遭受這么大的批評？

　　謝晉：根本不會想到，那時誰會想到會發生這種事情？國家主席劉少奇都沒想到會遭到這種命運。他受到嚴厲的批斗，鄧小平也是。鄧小平被打倒了幾次，送到江西勞改。他又復出之后，問我們的國家怎么會搞成這樣？他思考了很長時間，倡議了很多政策上的改革。他跟所有人一樣都有同樣的疑問——當時并不是我一個人不能理解正在發生的事情。你們把這問題看得太小了，整個國家都陷入混亂，連國家元首都被打倒。

　　我為什么拍悲劇？不是我想拍，而是生活逼得我非要說話不可。我很多朋友被打成右派，吃了很多苦，有些人就走了，我一定要替他們說話。要為這些不能再說話的人發聲。所以像《牧馬人》、《芙蓉鎮》都是在極大的激情之下拍的。如今很多人都在談歌舞片、數碼片，認為那是觀眾唯一關心的。其實相反，只有對社會生活真誠的感情和切實的反省才能打動觀眾的心弦。《天云山傳奇》就是這樣一部電影。文革期間我們有很多冤案。胡耀邦做總書記時把幾千萬人的冤案都平反了。所以這部電影在這個時機出來，獲得很大的共鳴及世界的注目。《芙蓉鎮》也是，中國的問題不看這部電影你不會了解。

　　《芙蓉鎮》到日本上映時，日本人說：“謝導演，原來是這么可怕的災難，這么小的鎮子也發生這么大的悲劇，你們真是苦啊！”經由我的電影，人們更了解中國發生了什么事。美國是不可能拍出這樣的電影的，因為兩個國家的歷史經驗不同，美國人怎么會過這種生活呢？所以必須研究我們國家的歷史才能了解我們的電影。

　　“會有真正反省文革的杰作”

　　白睿文：上世紀70年代文革期間，電影導演因為當時的政治氣氛而無法拍攝電影。然而您不同，在那段時間您作為一個電影人，仍持續您的電影夢——或該說是噩夢？

　　謝晉：在這樣的年代拍攝電影，是什么樣的景況？文革的時候我拍過電影，拍過樣板戲。當時雖然還沒復職，但是什么都打倒了、都沒人了，所以我和其他一些年輕電影導演就被指派拍樣板戲。這些戲都是當時政治氣氛的產物；現在回想起來，那真是場噩夢。不光是一場噩夢，我父親吃安眠藥自殺、母親跳樓自殺，都是我去把他們抱上來的。當時我還關在廠里不許出來。一開始我很自責，后來也想通了，這不是個人的悲劇。那不只是針對著我，即使那些創建我們國家的人也都遭受了迫害。我估計以后會有很多的作品從這場悲劇里出來，會有真正反省文革的杰作。這是人性的毀滅，發生在父子之間、朋友之間，這是時代的悲劇，我們中華民族的悲劇，以前從未發生過這樣的事，這就是為什么人們在提到“文革”總會稱它“史無前例”。我們應當記得這個詞，“史無前例”，過去歷史上沒有過。

　　中國以后一定會出現非常重要的作品。我想，研究一個國家的電影，尤其是重要的電影，要了解很多那個國家的歷史背景。越戰結束后有些電影拍得非常好，像科波拉的《現代啟示錄》。如果不是這場戰爭，也不會有這些電影創作出來。后來我幾部主要的電影也一樣，像《天云山傳奇》。

　　“我不允許國家再發生這樣的事”

　　白睿文：從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您拍了多部與“傷痕文學”作品有關的電影，包括《牧馬人》、《天云山傳奇》和《芙蓉鎮》。許多評論者認為這個時期的作品缺乏批判反思，然而您的電影，尤其《芙蓉鎮》，是經得起時間考驗的。您如何評價這個時期的作品？

　　謝晉：這三部電影都是為右派平反的。文革結束后我都拍悲劇，不是因為我個人傷感太重，而是我們國家發生太大的悲劇。藝術是人生的反映。卓別林的電影像是《摩登時代》，是當時美國生活的一部分反映。我經歷過的悲劇逼得我非要講話不可，我拍《芙蓉鎮》是因為我不允許我們國家再發生這樣的事情。現在不會再有另一場文革了，經過這一切之后，人們怎么能再容忍對于他人的恣意指控？我們不能忍受類似的事情再度發生，這就是為什么我要拍這樣的戲。我們要讓大家知道我們經歷過這些。

　　有些人反對我，認為《芙蓉鎮》是對共產黨的誣蔑，但我說那不是真正的共產黨，是陰謀派假借共產黨的名義毀壞我們的國家，那是假的共產黨。后來這個戲通過了。尤其《天云山傳奇》，是22年前的1980年拍的了，22年前拍這樣的戲很困難。最痛苦的是電影拍完之后的批評、爭論，但比較好的是已經不會給你扣帽子，說你的電影是毒草，至少已經允許大部分人討論。在我們響應之后，大部分的評論和黨的領導也覺得片子是好的，也得到電影界很多前輩的支持。

　　到現在我仍覺得，在我所有的電影里，這三部戲的前后過程是最困難的。如果問我為什么要拍這些電影，很簡單，這種片子多一點就好了，大家看了，警惕一下，不要再讓我們國家發生這樣恐怖的事。三部片子通過審查的時候不大順利。很多文學、藝術、戲劇、電影界的前輩和老師出來聲援。領導那時候頭腦比較清楚，同意可以演了。爭論很熱烈，但是不要緊，爭論歸爭論，演歸演！現在大家可以表達自己的意見了，這是我們的進步。《芙蓉鎮》現在常常在電視上重播，《牧馬人》也是。要是過去的話就打入冷宮了。

　　白睿文：事實上《芙蓉鎮》很大膽，也許比那個時期許多第五代導演的作品還要大膽。您是否考慮過電影送審時的反應？

　　謝晉：不但送審碰到許多問題，拍完以后還不準演。我到領導那里，大家坐下來討論，到底這個戲錯在哪里？我為我的電影辯護，搞清楚電影到底哪里不行。后來情況就有改善，在以前，拍《紅色娘子軍》的時代，領導一個指示，電影就要剪，導演不遵守不行。要是你的電影是毒草，就有幾萬人來批斗你。這部電影不但碰到審查問題，拍完了還不許演。我很感謝老師輩的權威出來為電影講話。

　　“愿我的電影給中國人一些希望”

　　白睿文： 您盼望觀眾從您的電影里得到些什么？

　　謝晉：不論是在中國還是美國，文學一直有兩派，一派審美的，一派審丑的。描繪丑陋的也可以教育人，就像《欽差大臣》的作者果戈理。我一般是審美派的，希望留下很好的東西，讓觀眾永遠記得。我在美國做過幾次演講。我說美國每年拍的幾百部電影中，如果有一半像《音樂之聲》、《魂斷藍橋》、《居里夫人》或《北非諜影》，也許，我說也許，“9·11”事件就不會發生。如果人文意識在美國更為健全，也許宗教的問題、種族仇恨的問題可以解決，“9·11”事件就不會發生。如果《音樂之聲》這樣的片子可以幫助陶冶人性，而不是那些槍戰、暴力的電影占美國票房的80%，我想世界會更美好一點。

　　我總希望給觀眾很美好的電影，中國的觀眾喜歡我的電影是因為他們能懂。我一直希望貢獻最美好的東西，因為中國人已經生活得太苦了，我一生的志業都希望經由我的電影、我的電影里美好的東西，給予他們一些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