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上午，記者將中國作協(xié)的評獎公告拿到李星跟前時，他看后說：“看到這個名單我很激動，在這屆的獲獎名單中，我沒有看到任何照顧性的因素，把茅獎整個給了思想性、藝術性最好的作品，都給了老老實實埋頭創(chuàng)作的作家。”

　　他介紹：“周大新寫了多少年，現(xiàn)在終于被茅獎認可，遲子建這位女作家，平時也很少跟文壇來往，只一心搞創(chuàng)作，她的《偽滿洲國》出來后影響就很大，這幾年，她的文學創(chuàng)作越來越得到大眾的認可；麥家這位作家的《暗算》，絕對是智慧寫作，他將偵破小說與流行文學結合得恰到好處，寫得非常漂亮，麥家得獎是我們文壇開放的標志。”

　　李星認為，鐵凝此次擔任評獎辦公室主任，犧牲了自己的作品《笨花》，沒有參與評獎，但是這位女作協(xié)主席讓人尊敬，讓人鼓舞，把茅獎給了埋頭寫作、不走關系、不拉扯的真正的作家，讓文學界看到了希望。

　　不要期望80后很快進入茅獎

　　第六屆茅獎后，茅獎的評獎規(guī)則有了很大的改革，李星介紹，就評委組成來說，明顯年輕化了，70歲以上不讓當評委。“年輕評委多，利于發(fā)現(xiàn)新人，從第七屆的初評作品看，雖然沒有韓寒、郭敬明、張悅?cè)贿@些人，但是有楊志軍、紅柯、劉靜、楊黎光這些新作家。

　　據(jù)我了解，這些作家最年輕的也都到40多歲了。”李星說。雖然“年輕化”，但并沒有風頭正勁的80后作家上榜，這是為什么呢？

　　李星認為，這是很正常的：“對于年輕人來說，可以寫出很有感覺的語言，可以寫得很好看，但文學終究是人生經(jīng)歷、文學歷練積淀的產(chǎn)物，年輕人很難達到這個標準，茅獎是中國主流文學獎，要為大家選出具有時代特點的厚重作品，不可能把年輕人寫的一些看似很好、但思想深度不夠，甚至是探索性的東西列入茅獎。”“不要期望80后能很快進入茅獎，茅獎是有總原則的，要體現(xiàn)國家的文化語境，要求有文學性，文學界是逐新的，但是從國家要求看，一個時代提倡的作品，雖然要和國家路線、方針貼近，但首先是藝術性比較高的文學作品，代表一個時代的文學作品，思想正確的文學作品。”他說。

　　積淀十年，第一屆“含金量”高

　　拿著26年來的30部茅獎作品獲獎名單，李星說，總體都是很好的，比方第一屆的《許茂和他的女兒們》、《李自成》、《芙蓉鎮(zhèn)》等，當然不是每部作品都很好，但整體來說，每屆評獎似乎都有倉促的、照顧性的作品入選。

　　“前面幾屆的評選中，題材劃分很明確，比如，每一屆中都有農(nóng)村改革題材、歷史小說，有過去的、當代的，明顯能看出來很照顧題材的全面。”他說。“第一屆評選出的作品質(zhì)量還是很高，其原因在于第一屆評選積淀時間長，是在1971年到1981年之間的作品，作品基本都是現(xiàn)實主義手法，《李自成》當然很有名了，《許茂和他的女兒們》這部作品我認為是當時寫農(nóng)村題材最深厚的，人物形象最鮮活的，《芙蓉鎮(zhèn)》后來拍成了電影，小說和電影的影響都很大，小說寫得很精粹。

　　第三屆最有實力的作品未入選

　　李星認為第二屆茅獎作品的整體實力較弱，原因是和評選時間段較短有關系，而這時也正處于中國改革開放初期，撥亂反正剛剛結束，好多活躍的作家，例如王蒙、張賢亮等都在進行中短篇創(chuàng)作，因為中短篇創(chuàng)作能最快速地反映時代，作家也有很多話要對現(xiàn)實訴說，中短篇最適合表達作家心聲，這和大時代有關系。

　　而第三屆茅獎的評出已經(jīng)到了1991年，路遙的《平凡的世界》在評選中奪魁，但李星說，這并不是當年影響最大的文學作品，有兩部思想深度和藝術性都達到一定高度的作品和茅獎擦肩而過——張煒的《古船》、王蒙的《活動變?nèi)诵巍贰！啊豆糯�》至今看仍然是很了不起的作品，王蒙的《活動變�(nèi)诵巍穼懠易迳�活，寫中國留學知識分子回國的狼狽，實際是寫他自己的，就是因為國家遇到一些政治風波，國內(nèi)文化界有一些否定改革的傾向，不但否定經(jīng)濟上的改革，也否定文化，一些人重拾階級斗爭，王蒙就成為一些評論家批判的對象。因此，堅持托爾斯泰式文學觀念的路遙的《平凡的世界》成了評獎第一名，這部作品以前文學界并不看好。”李星介紹。

　　他認為第三屆茅獎的獲獎作品問題較多，清史專家凌力《少年天子》現(xiàn)在看有一定閱讀價值，但另一部獲獎作品《都市風流》，寫天津城市建設，小說寫的是當時被媒體廣泛報道的天津城市改革，但這部小說作者得獎后，一直在文學界沒人知道，也再無其他有影響的作品。

　　社會越進步 茅獎越公正

　　李星認為，第四屆茅獎評選是在鄧小平南巡以后，中國的改革開放進入新階段，大家不是在討論要不要走回頭路，而是膽子大一點，思想解放一點，對于“姓社姓資”不再爭論，所以，開放的政治氛圍明顯影響了茅獎的評委。

　　“文學已經(jīng)接受了茅獎作為中國主流文學獎，每年有一兩部我們文藝政策提倡的文藝作品，哪怕藝術性差一些，但是文學界已經(jīng)習以為常了。”李星由衷地說。

　　這么多年以來，茅獎一直伴隨著批評，起初只是文人之間、私下的，后來在網(wǎng)絡媒體、平面媒體上，每屆評選結果都有批評的聲音，對有些作品的批評，李星認為是準確的，但有些批評也有偏頗，但是茅獎的評獎規(guī)則一直也處于不斷修改當中：“尤其這一屆，抽了好多年輕評委，一些三十多歲、四十多歲的評委，并且向社會公布初選結果，還增加了評委回避制，比如鐵凝的《笨花》沒有參評。”

　　“現(xiàn)在改革開放三十年，茅獎從80年代初走到現(xiàn)在，初期的一些問題我們應該允許存在，文學也一直處于一種放與收的爭論中，改革開放初期思想陰晴不定，帶給文學的影響我們應該允許它存在，這是社會發(fā)展的必經(jīng)階段，社會越發(fā)展，我們的茅獎評獎越公正。”他認為。

　　(狄蕊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