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的春節晚會,我們聽到一個信息,說八一電影制片廠的陳佩斯、朱時茂在平常聯歡時演了一個喜劇小品,讓人笑破肚皮。黃一鶴第一個找到我,問我能不能把他們找過來,由于我跟朱時茂是好朋友,把他們找來試演,他們最初的小品《考演員》被一些領導認為“比較低俗”、“表演過火”。后來,由杜澎和我來給這個節目主持修改,最后只截取了“吃面條”這部分,但還是有一種反對聲認為“如果流于純逗笑,走入純娛樂的傾向中,春節晚會的分量就輕了。”但導演組還是堅持把《吃面條》保了下來,并最終獲得了成功。這個節目背后還有更深刻的意義,等于是陳佩斯和朱時茂開辟了“小品”的先河,自他們開始,中國電視屏幕上有了小品這個形式,最后發展的越發不可收拾……

　　回過頭來看,春晚里其實我們就是扮演積極的樂見其成者,向領導反映了很多人的民意。作為我們來講,有人說節目有這問題那問題,但是我們不去管,把歌唱出來,讓大家開心,讓大家高興,我們認為春晚這塊招牌就能做起來。

　　記者:80年代后電視逐步進入百姓家庭,“相聲+電視”締造了又一批大眾耳熟能詳的電視明星,您成為其中的紅星,成功原因是什么?

　　姜昆:我跟李文華老師合作的時候,寫過一個相聲《船與海》,我建議演唱一段《軍港之夜》,這首歌當時特流行,但李文華老師不熟悉(就好像我現在不懂周杰倫的《雙截棍》一樣),一直在那里搖頭。其實我當時已經把這段歌詞改了:“軍港的夜呀,靜悄悄。水兵水兵,快點睡覺。鋪好被窩,放好枕頭。脫下鞋帽,不要亂吵。”結果演出的時候,觀眾們是捧腹大笑。演完后回到后臺,李文華老師就對我不住地感慨:“這就是時代啊!”

　　李文華老師后來說,有些橋段不是包袱,但一經我的口說出來,觀眾也會笑,開始他還納悶“為什么”,后來漸漸明白了,他說我主要占住了一個“新”字,說我的思維、言談、舉止,都和當時的時代緊緊合拍,所以觀眾就是喜歡看。

　　記者:李文華之后,80年代您跟梁左的合作被傳為佳話,被譽為是相聲里的又一個高峰,甚至有人拿來與“老舍+侯寶林”的搭檔相比。王蒙曾說,您跟梁左合作的相聲,多了些生活氣息,多了些耐人尋味的“味兒”,更加“文學”了一些……

　　姜昆:對!與梁左老師合作的那一段時間,把我們的相聲在文學性上推進了一大步。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中國社會那段紛繁萬象的社會,在某種角度上以一種戲謔的方式呈現在我的相聲里,這很大程度上來源于梁左對社會的觀察、對語言的運用,到現在為止我認為相聲界也沒有人能夠比得過。梁左在骨子里有一種幽默感,這種幽默感就叫戲謔人生,他使相聲在往“俗”的方向發展之外,發展出更加深刻和文學性的東西。

　　比如,梁左在一段相聲中有這樣一句話“自從黨中央號召穿衣服以來,兄弟我就制了一身……”梁左認為,80年代末、90年代初,號召穿西服這件事黨中央不應當帶頭去說這個事情,但是人們那個時候什么都要有黨的號召才可以興起來。所以這么小小的一句話里,就蘊含著很深刻的社會背景和獨特的諷刺力。

　　我跟梁左的《虎口遐想》、《特大新聞》、《小偷公司》等一批相聲,當時都廣為流傳。《虎口遐想》里的主人公個頭小,才一米六五,“人家說我是二等殘廢”這就成了當時的一句流行語；《特大新聞》說的是一條關于“天安門廣場要改農貿市場”的小道消息,這個段子提到革命博物館舉行新潮家具展銷,并非完全杜撰,一個小小的相聲段子還諷刺了物價問題、重復收稅問題,掉鞋后跟兒的質量問題等等,王蒙老師還特意分析了這段相聲,他說“這個段子多少反映了商品經濟大潮沖擊下思想的活躍、躁動與混亂,反映了一種興奮而又惶惑不安、失了法度的心理”……

　　在與梁左的結合中,一方面他如魚得水,他在相聲的領域里學了很多幽默的東西,為他寫《我愛我家》打下了堅實基礎；另一方面,對于我們相聲來說也是一個難得的機遇,畢竟比較深刻的文化人愿意和相聲這門俗藝術結合,這是非常缺乏的。我最近還在寫一篇論文《梁左的出現、故去對相聲意味著什么?》,我覺得直到今天,這都需要相聲界好好總結。

　　記者:80、90年代的電視熱之中,不能不提到的就是央視春晚,我數了一下春晚歷年的節目單,從1983年至今的26屆春晚中,您參加了差不多20屆,幾乎成為春晚的一個符號。

　　姜昆:可以說,我是春節聯歡晚會的始作俑者,因為我是最早的編創人員之一。春晚起步的那幾年,編導是我,曲藝、相聲,還有主持、串詞的部分我都參與了。

　　1982年之前,中央電視臺每年也搞春節晚會,但只是一般性的聯歡,名不見經傳。1983年,中央電視臺春晚劇組剛“上馬”的導演黃一鶴躊躇滿志,很清楚地記得他說:“我要把全國第一流的演員和節目,全集中在我這個晚會里!”他當時就提出要像直播足球一樣直播比賽,提出來讓我進入創作組,并擔任主持。

　　主意一出來,我們就聽到一個部級高級領導的意見說:“怎么能讓姜昆這種人主持?說相聲還行,主持太貧了。”把黃一鶴嚇了一大跳,最后我們審查節目就干脆不找他們,少驚動這些領導們,前幾屆的春晚基本上保持了那種非常開放的風格,基本上集思廣益能者上。

　　比如第一屆春晚,王景愚老師遲遲不愿意亮出自己的絕活啞劇《吃雞》,他覺得這樣的節目上春晚有點“胡鬧、庸俗”,后來馬季老師和我們幾個編創人員一起討論時,基本上定下了春晚的調子是“歡樂,向上”,我們當時想的是文革以后相聲那么火,就是因為老百姓太需要“樂”。所以春晚的節目,也別講太多政治化的詞,我們不需要這方面的節目,讓大家笑好了,節目就成功了。在馬季老師和我的慫恿下,王景愚才樂不可支地演了《吃雞》,并成為家喻戶曉的名段子。

　　記者:好像當時包括李谷一的《鄉戀》,陳佩斯、朱時茂的《吃面條》,都是在你們幾個編創人員的支持下才紅的。

　　姜昆:1983年的李谷一,正是紅極一時的大腕兒。當時她的歌曲《鄉戀》卻引發了爭議,“你的身影,你的笑容……”有人說曲子纏綿悱惻摻雜著不健康元素,一時間舞臺廣播電視臺都不出現這首歌。但是導演組最后還是頂住了壓力,讓李谷一在春晚唱了這首歌,最終讓這首歌紅遍全國。

　　1984年的春節晚會,我們聽到一個信息,說八一電影制片廠的陳佩斯、朱時茂在平常聯歡時演了一個喜劇小品,讓人笑破肚皮。黃一鶴第一個找到我,問我能不能把他們找過來,由于我跟朱時茂是好朋友,把他們找來試演,他們最初的小品《考演員》被一些領導認為“比較低俗”、“表演過火”。后來,由杜澎和我來給這個節目主持修改,最后只截取了“吃面條”這部分,但還是有一種反對聲認為“如果流于純逗笑,走入純娛樂的傾向中,春節晚會的分量就輕了。”但導演組還是堅持把《吃面條》保了下來,并最終獲得了成功。這個節目背后還有更深刻的意義,等于是陳佩斯和朱時茂開辟了“小品”的先河,自他們開始,中國電視屏幕上有了小品這個形式,最后發展的越發不可收拾……

　　回過頭來看,春晚里其實我們就是扮演積極的樂見其成者,向領導反映了很多人的民意。作為我們來講,有人說節目有這問題那問題,但是我們不去管,把歌唱出來,讓大家開心,讓大家高興,我們認為春晚這塊招牌就能做起來。

　　4拒絕落伍“我就是相聲演員姜昆”

　　如果我們把那些扔掉的垃圾、破爛兒撿回來一味地裝扮在自己身上,你會發現你就是個十足的、過去的叫花子,是一個社會底層的藝人,而不是中國的、現代的民族藝術的維護者、傳承者。

　　記者:您對相聲的改革創新一直是最超前的一位,70年代末您就大膽地嘗試了喜劇電影《大能人》,之后致力于《明春曲》大型敘說劇來創新相聲,后來建立了相聲MBA班,這些探索里融進了您怎樣的思索?

　　姜昆:相聲的改革探索一定要緊跟時代。比如,2000年我就辦了一個相聲網站,就像我的孩子一樣,投入了很多心血和幾乎當時的所有財產。

　　開辦中國相聲網,這是我第一次做實業的經歷,當總裁,但是并沒有掙到錢,等于我是在一個大泥坑里掙扎了10年。第一次做一個網站的總裁,起碼也懂得了一些概念,了解一個公司應當怎樣運作。當時我們的網站也有可能上市,上市就是金融資本運作,那么在金融資本中什么是概念?真正上市后股份怎么結合?風險怎樣?我都在學,如果有錢我真的可以堅持下來……

　　記者:聽說您收集了非常多的相聲文物,全國首屈一指。

　　姜昆:改革開放后我調回到北京,就開始收集相聲文物了,當時侯寶林、馬季老師他們的辦公室,地上經常扔了許多討論后不要的相聲草稿,我都收集起來了,當時是為了學習,現在就成了珍貴文物,這些30年來陸陸續續收集的文物,剛剛好記錄了相聲成長的步伐。

　　有一次,我聽到我的一些演藝界伙伴們在一塊學說相聲,他們都喜歡說相聲,以會說相聲為榮,其中有的學貫口,有的學傳統段子,大部分是拿相聲里描寫得最臟的、最黃的、最俗的東西開玩笑,什么你是我兒子我是你爸爸,你媳婦就是我媳婦,在他們眼里就以為相聲是這樣逗樂的。當時我就受刺激了,我覺得他們這樣是不知道我們相聲的傳統,不知道相聲是怎樣一步步走過來的,不知道我們幾代藝人究竟付出多少心血,如果我們把那些扔掉的垃圾、破爛兒撿回來一味地裝扮在自己身上,你會發現你就是個十足的、過去的叫花子,是一個社會底層的藝人,而不是中國的、現代的民族藝術的維護者、傳承者。所以這些年來,我就逐步從一個幕前的演員轉到幕后,致力于相聲和曲藝的傳承與弘揚。

　　現在,我主要在為中國相聲博物館的事情跑,博物館已經選了址,也投了不少錢。我還正在籌劃搞一個相聲百年的展覽。這個中國相聲博物館不同于一般的博物館,不是僅僅陳列一些文物,它將是由一個塑像群來組成的,這個塑像群本身就從我們相聲第一代開始,每人都有10來個故事,每人都有一個場景,都有時代的故事,都有那時的塑像和人物,你也可以和它一起照相,可能有屏幕播放當時的那段相聲,也可能旁邊還有老式唱片放著過去的聲音,也可能有動畫和聲音演示著這段古老的相聲,大概這就是我的想法。

　　記者:改革開放30年,您個人經歷非常豐富,從相聲表演藝術家,到社會活動家,又做了CEO,包括做了曲協的領導,全國政協委員,您希望別人怎樣定位您?

　　姜昆:我永遠不愿別人在我名字前面加上著名的相聲表演藝術家、相聲語言大師、領軍人物、掌門人……我覺得這個對我來說都無所謂,對我就四個字,相聲演員———姜昆。

　　我為什么要為相聲付出這么大的力量?就是老百姓常說的一句話,得知道感恩,我從北大荒回來,就一個小皮箱子,衣服的5個扣子4個顏色,現在我雖然有房子、院子、有車,當然了,我創作了100段相聲,這必須要承認是相聲給了我一切,讓我在社會上有了地位,工作上有了一定貢獻,然后在生活上有了一種成就感,所以人這一輩子,到了這個時候,就應該開始回饋。既然是相聲給了我這些,就應該把自己所有的全部交給相聲。

　　5淡出臺前“我把心思放在下一代的培養上”

　　我們這一代人身上一直有一種責任感,時代的轉變之中,我們既有老一代人的傳統,也有新一代人身上的特點,我們經歷了風風雨雨,走過了坎坎坷坷,這個時代所給予我們的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東西……

　　記者:由臺前轉到幕后,有些人卻認為您如果用建造相聲博物館的精力,去創作10段非常經典的相聲,豈不是更有價值?

　　姜昆:我已經有100段相聲了,但是現在大家都說我江郎才盡,人總是不斷期望你,這對人來說這確實太殘酷了。

　　因為現在你要我超越自己,我就感覺像朱建華跳不過他自己那個高度一樣,我跳不過去了,我必須承認這個事實,現在可能我演段相聲很逗人,但你指望我超越自己,像過去一樣給這個世界留點什么不太可能,你必須要承認這個藝術規律,我有一個很好的心情,或者有一個很好的愿望或雄心,我要用最后一口氣站在舞臺上,但實際上最后一口氣還是在醫院比較好,哈哈,你說呢?畢竟人要對自己的能力有一個考核,我覺得我現在想超越自己的高度已經超不過去了,我會努力,但是我覺得盼頭不算太大,所以我希望我們的教練員、裁判員不要把期望放在這上面,我會把握好自己把心思放在對下一代的培養上。

　　記者:您現在的態度這么豁達,當初是不是也有一個調整的過程?

　　姜昆:的確,當時在從高峰下來的時候,你會覺得大家在拋棄自己。那時候大家都捧著你,節目沒你不行,那時候中央電視臺春節晚會少了我的話怎么可能呢?但當第一次我寫的節目沒有通過時,他們問我:姜昆能不能再弄一個別的?我就說實在不行了,我太累了,我的肩膀已經扛不起腦袋了,但是真的要讓你歇一會兒,你就會感覺很失落,因為過去年三十晚上的時候都是在大演播室度過的,現在陪在自己媽媽身邊看電視,就會覺得人家那邊熱鬧著,把我扔一邊了,很失落。

　　但現在我覺得,每個人在做自己的事時,期望值不要太高,到目前為止我還是量力而行,比如說,我現在做中國曲藝家協會的工作,我就是把我中國曲藝家協會的節目做到準確的位置上。比方我現在把自己的位置定在大眾演出上,每次演出我都去,但是我并不把自己定在春節晚會上,春節晚會我還是能上就上,不能上,千萬別去冒這個險。就像一個吹嗩吶的人,在民樂里一定吹好嗩吶、給二人轉伴奏,千萬不要盼望自己到軍樂團那里去,歡迎外賓時亮那么一嗓子,這是絕對不可以的。

　　我們這一代人身上一直有一種責任感,時代的轉變之中,我們既有老一代人的傳統,也有新一代人身上的特點,我們經歷了風風雨雨,走過了坎坎坷坷,這個時代所給予我們的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東西,我們小時候經歷了三年自然災害,年輕時在農村度過的,當我們真正找到自己職位的時候,正當改革開放,別人年輕時候做的事我們要等后來再盡量地尋找自己,就像我30多歲的時候才想起考大學、上大學,爭取把年輕時失去的東西追回來,我們就在做這些事情時,精神層面的東西在我們骨子里多了起來,有時候更愿意承擔一些責任,而且在力所能及的范圍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