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5日，北京滿學會會長、百家講壇主講之一閻崇年，在無錫新華書店進行簽售時，遭一年輕男子掌摑。目前打人者已被治安拘留。打人者弟弟稱，哥哥因無法認同閻崇年關于清史的一些觀點，才動了手。(新京報10月8日)

　　從民事角度來看，對錯分明，無需多費口舌。打人者的動機尚需進一步調查，但閻崇年主講《百家講壇》的某些觀點早已引發爭議卻是事實。絲毫沒有替打人者袒護之意，揣著最“叵測”的心態來看，在此之前，盡管“民間”觀點與閻崇年的觀點相左，但到底有多少人就學術問題與閻崇年有過公開辯論呢？退一步講，假如打人者的動機果真如其弟所言，這位打人者真就會擁有與閻崇年同等辯論的機會么？起碼在現有文學交流渠道與批評風氣來看頗有難度。

　　2006年，《水煮三國》作者成君憶與《百家講壇》培育的“紅人”易中天曾有過一番看似文學爭論的唇槍舌劍。當時，成君憶與易中天同時做客央視《對話》，成君憶率先發難，指責易中天關于三國觀點的種種不是，言之鑿鑿，氣勢逼人。不知是否因為鏡頭錄制因素，當時的易中天也拿出些大度寬容。可一下節目，這二人便在博客上開辟了新的戰場。不過，幾個回合下來，公眾很快發現，此二人戰來戰去，并非真是在就歷史或者文學的本身作什么評價，而是一種彼此的道德撻伐，比如易中天認為成君憶太“無禮”，而成君憶則指責易中天太“無德”。

　　今年年初在福州召開的中國作家協會全委會，特別強調了加強文學批評工作。而討論中批評家們多次提到的“紅包批評”，被認為是當前阻礙文學批評和文學創作共同發展的一個癥結所在。當批評被金錢俘虜，文學難免變成了無生氣的一團和氣。而文學批評風氣的盛行，往往離不開圈內人士的“直言相見”。但對于圈養的作家而言，同吃一鍋飯，有多少人愿意紅著臉跟“自己人”傷和氣呢？

　　前不久，30多位傳統作家興沖沖地奔向網絡，有媒體稱此舉意在與網絡文學決一高低。然而，高低尚不見分曉之時，最先開戰的卻是“老子該不該打兒子”式的無謂爭論。而就眼下來看，更多的批評也不是真正就文學而論文學，往往置身于文學之外，或者就體制，或者就方式，或者就言行等進行指責與反指責。不是說這些批評與爭論不重要，但相對于文學爭論耗時而且極具研究性風格，這樣的爭論還是顯得過于淺薄，也不大可能成長為促進文學發展進步的強大內動力。

　　閻崇年被掌摑的是非自有相關單位進一步甄別，但文學批評沒有快捷與便利的方式可循的確是不容回避的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講，如果這次掌摑事件，能夠喚醒文壇對文學批評的重視，借此遏制文學之外的物欲之風，或許也算是將壞事變好事的有益之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