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在鳳凰衛視“鏘鏘三人行”做嘉賓“販賣觀點”而被內地觀眾熟知,因為主持鳳凰衛視“開卷八分鐘”而被視為讀書過人,因為在南方都市報等內地報章撰寫時評而被認為是有良知卓識的知識分子的代表——36歲的梁文道,每天只睡5個小時,每周有數不清的專欄,經歷像63歲一樣豐富。日前,他穿一身黑色中式裝束,做客東莞“華語之巔——文化周末大講壇”,從中午12點到深夜12點,在無數活動間隙,他抽空接受了本報的專訪。除了談論個人經歷和生活,他還回應了他在“鏘鏘三人行”上大罵足協負責人謝亞龍的舉動,對百家講壇主講人閻崇年被讀者打耳光等熱點事件也一一點評。

　　談個人經歷

　　胡適對我影響太深了

　　記者:你的評論風格要用一句老話說就是“擺事實、講道理”,把事實和道理講得比較通透,但態度又比較平和,這是你的性格使然還是其他原因?

　　梁文道:我談的都是一些常識,我就是一個二道販子,一把樓梯,讓觀眾能夠順著這個樓梯走到樓上去,看到更多好書,更深刻的觀點,所以我沒必要用激烈的態度。

　　性格是一部分原因,但也有后來自我完善的過程。我小時候在臺灣,看不到魯迅,都要讀胡適。后來碰到魯迅的時候,我很興奮,但是胡適對我的影響太深了,所以我很喜歡魯迅,但學不了,學不像。年紀越大,我越發現我還是喜歡胡適那樣的態度。就是有什么事大家講道理,好好說嘛,不需要那么多敵我矛盾的狀態。

　　這是一個源頭。還有一個,是我剛到香港的時候,為了學英文我去看電視,有時電視會轉到英國國會辯論,我很喜歡那種場面。英國國會的房子很窄,大家坐在幾條板凳上,很狠地罵人。但是再怎么罵,他們會尊稱對方先生,像有人很討厭英國首相布朗,痛罵他,但是會口口聲聲說“布朗先生如何如何”。說布朗先生怎么怎么樣。那種格調我很喜歡,我感覺英國人的做法,是我批評你,我對你很多東西不同意,但是我不侮辱你這個人。

　　談評論風氣

　　后悔罵謝亞龍王八蛋

　　記者:但現在尖銳的批評才能引起關注是國內評論界的“共識”。你怎么看這種評論?

　　梁文道:當然我也完全知道這是現代中國的一種風氣,因為我們曾經充滿了虛偽,所以特別喜歡強調“講真話”。但是對“講真話”這三個字我有點距離感,不是說我反對講真話,而是在今天的中國,在我們的虛偽如此嚴重、甚至制度化的時候,“講真話”這三個字就代表一個極端,有種情緒化的傾向。我們會認為什么樣的人是講真話的人呢?比如說我的朋友王朔,大家覺得這就是講真話。但我不知道,為什么講真話就要用最猛烈的語言,最撕破臉面的方法；講真話可以用一些很溫和的語言。

　　記者:你大概只有一次“撕破臉皮”,就是你在電視上罵謝亞龍是王八蛋,人們很意外。

　　梁文道:那是我很后悔的一件事情。我平時很少罵人,連粗話都不講。平時我們在罵社會上很多不公平的現象之前,一般會留時間去思考,去過濾,出來就沒粗口了,但每次在碰到體育比賽,尤其是足球比賽的時候,作為一個球迷,人會變得特別浮躁激動,情緒完全不由自主。當我整個人進入那種狀態,突然毫無來由聽到謝亞龍說他怎么教訓中國女足那番話的時候,我真的是暴怒,完全壓抑不住自己。我覺得我罵人很糟糕,所以后來我就道歉了。后來也有人說你應該繼續多罵一下,炒作一下,但這是一件讓我后悔的事情呀,怎么可能再繼續。

　　記者:很多人覺得大陸的評論中這股“罵評”、“酷評”的風氣有文革遺風的影響,你覺得呢?

　　梁文道:我不認為有這么簡單。首先是邏輯上講不通,現在很多年輕人沒有經歷過文革啊,那為什么他們的語言也是這樣呢?我覺得,過去某種說話和思考的方法的延續是一個方面,另一方面也跟這么一個浮躁、喧嘩、吵鬧的時代有關,而且這種浮躁才是最好的溫床。在這種浮躁的氣氛里,大家只想表達自己,不愿意聽別人說。

　　這后面隱藏得更深的,是一種深沉的愿望與饑渴,就是每個人都想被人注意,被人知道,都希望被肯定。這是對過去那種官話、套話、空話的激烈的反抗,也是對過去漠視個體的反抗。

　　談“閻崇年被打”

　　這是一種“時代病”

　　記者:最近“百家講壇”的閻崇年在無錫簽售時被打了兩巴掌,現在表達意見更極端的方式已經不是罵人而是直接動手了。

　　梁文道:后來有人問打人的那個人為什么打人,打人的回答說,“我想跟他辯論,但沒有機會,就只好揍他”。辯論除了表達自己的意見,也要聽別人的看法,要尊重彼此。可是,對不起,我就是想打你；他不是想辯論,他只是想發泄他的情緒。他不是想對話,只想說話。

　　這是一種時代病,大家都想當作家,但不想當讀者。大家都想當講者,但沒人愿意做聽眾。就像很多人在一間很吵鬧的房間里面說話,各種聲音越來越大,于是我們講話要越來越尖酸刻薄。我們出現那么多標題黨,標題越來越詭異,越來越匪夷所思,就是因為這個房子太吵了,你不這樣,別人聽不到。

　　我剛開始做“開卷八分鐘”的時候,鳳凰里面的一些高層跟我說,這個節目必須發明一些句子,比如說,梁文道說是好書就是好書,他說這本書是垃圾就是垃圾,還要配合一些動作。但我做不到。我不知道從什么時候開始,我們要這樣才有性格,如果一個人永遠很溫柔,就不能叫有性格了。我做不到。

　　談閱讀

　　中國暢銷書品質很低

　　記者:很多家長對小孩的閱讀取向都很擔憂,現在的年輕人更喜歡閱讀網上的潮流作品,或者是實用類的暢銷書。　

　　梁文道:我想起我很喜歡講的一個故事,就是李嘉誠。他是一個喜歡介紹別人看書的人,碰到自己喜歡的書,他出錢給出版社加印,買回來送人。但他從來不讀小說,他認為讀小說學不到什么有用的東西。

　　不止李嘉誠,很多人認為讀小說沒有立桿見影的用處。這就像人生病去藥房買藥,是希望能治病的,結果老板說你身體不好,得多點吃水果,給你端一盤水果,你肯定不想要。小說就像這些水果,沒有藥那么效果明確。現在很多書名字就很可怕,比如說《怎樣賺到你的第一百萬》、《怎樣活到一百歲》,書名就是一個廣告。但被人們忽略了的很重要的一點,是我們的道德教育通常都是從故事中學到的,認為看小說學不到東西,就是根本不在乎人性的茁壯和成長,難怪我常常感到李嘉誠做生意的手段沒人性。(笑)

　　記者:暢銷書也并不一定就是壞的,但為什么中國知識分子一說起暢銷書,就會有覺得這是垃圾的感覺?

　　梁文道: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我看過全世界大都會的機場,最可恥的是北京機場,因為它的書店是那么糟糕,機場書店總有一臺電視,電視里一個人穿著紅色西裝,告訴你,你要怎樣運用孫子兵法去搞管理,用三十六計去搞對手。其他國家大城市的書店,再庸俗,庸俗如香港,它的機場書店都會有一個獨立的角落,賣經典的文學作品。

　　暢銷書不是罪,很多暢銷書都很好,但是我覺得中國的暢銷書缺少味道,品質都很低。中國的暢銷書里,起碼有五分之一是假書,所謂的假書,就是有些是假托是老外寫的書,其實是中國人自己鼓搗出來的。或者是本來不太重要的一本書,被說成《紐約時報》暢銷書之類的,忽悠我們中國老百姓。還有一種,就是用編著的方式蒙人,編著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這個人既不是作者也不是編者,但也既是作者又是編者,不負責任地把一堆文章編在一起,素質很低,但很暢銷。稍微好一點吧,我還買得心甘情愿,可我們的暢銷書都很糟。

　　談“90后”

　　很多不想做“有用的人”

　　記者:大陸前兩年在批判80后,現在已經開始談論90后的話題,“腦殘族”、“非主流”這樣的現象你關注到了嗎?你對大陸或者香港90后的青年的一些表現有什么看法?

　　梁文道:當然不能簡單地把90后就這樣歸類為一個整體,但也確實有很多普遍性的現象。我舉一個例子,香港和日本的學生,上課睡覺全班占的比率越來越多,很多時候三分之一或者半班的人都在睡覺。這是大陸一部分年輕人,香港一大部分,也是世界一個大部分的共同趨向。整代世界的年輕人都一樣,這是為什么?是整代的年輕人都很累嗎?是他們喝的毒奶粉太多嗎?

　　不是的,上課睡覺是一種表態,是我不屑聽你的課,我不介意讓老師看到我睡覺,是一種無所謂的態度。美國有個調查,最近十年,美國大學生最常用的語言之一就是“whatever?”無所謂,隨便。我在大陸也碰到很多這樣的年輕人,他不表現什么,也不爭取,他都無所謂。你問他人生目標是什么,不知道。

　　我覺得這種現象很有趣,這一整代年輕人,有很多人不像以前那樣想做“有用的人”。也許在很多年以后,就會出現一堆既沒有用,而且根本不覺得沒用是有問題的一堆人,那時候整個社會的運作將會面臨一個非常大的轉型。

　　記者:為什么會有這種無所謂的態度?實際上,這代年輕人很小的時候就被告知他將面臨強烈的競爭。

　　梁文道:其中一個理由是很多年輕人過早被丟到了競爭環境。怕孩子將來落后于人,沒有競爭力,父母從小就對他們過度地關注,制造一個嚴酷的競爭環境。但這樣到了中學之后,他已經疲倦了。當他發現功課永遠做不完的時候,就干脆不要做了。你跟他說,你現在不努力,以后是競爭不過人家的；他會說,廢話,我早就知道了,現在我就太累了,不想競爭了。

　　記者:很多人是這種無所謂的態度,但也有很多年輕人用一種夸張奇怪的方式吸引人們的注意?

　　梁文道:這是這個時代的表現風格。我們這個時代不注重你表現的內容,但很注重你表現的方法。這是因為我們這個時代人生很沒有意義,我們沒法像以前人那樣通過工作來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因此生活的意義就是表演,你表演什么,你穿什么樣的衣服,就是什么樣的風格,你開什么樣的車就是什么樣的人。當人只要有錢就可以買到風格,這時候就要做一些更激烈的事情,用更狂妄的表現方法來找到風格。我們追求的不是生活的意義,而是生活的風格。

　　(蒲荔子 黃學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