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10月15日電 香港文匯報今日刊發(fā)李恩柱先生的文章，分析了袁世凱稱帝的一些自己的獨到見解。文章稱，袁世凱稱帝，與華盛頓建立美國后急流勇退，是因為土壤不同！文章摘錄如下：

　　對于袁世凱稱帝這件事，多年來人們一直述說不盡，也一直把華盛頓建立美國一事與袁氏的個人質量聯系在一起，其實這有點把復雜問題簡單化之嫌。《劍橋中華民國史》有一段文字稱，作為總統的袁世凱，“雖然有個人野心，也熱望貫徹他自己在中國政體應該如何組織這個問題上所持的觀點，但他還不是極端利己主義者，不要求別人屈從和諂媚……他的種種過分行為，與其說是由于自我夸大引起的，還不如說是由于嚴格的官僚政治的觀點引起的。”論述著眼點不是完全集中于袁世凱的個人質量，而是袁氏所身處的社會環(huán)境。的確，我們前人留下的專制統治足跡太深刻了。

　　經過艱苦卓絕的奮斗，孫中山先生于1912年1月1日宣誓就任南京臨時政府臨時大總統，宣告了中華民國的成立。1912年2月13日，孫中山得悉清帝退位及袁世凱贊同共和，遂向南京臨時參議院提出辭職并同時舉袁自代。此事與華盛頓不戀權力，一任屆滿即萌生退休之念，不得已出任第二屆總統一樣偉大。

　　1781年，美國勝利已成定局，作為總司令的華盛頓有著世界性的聲望，他的部將——曾任米夫林堡守備司令的劉易斯.尼古拉上校1782年5月致信華盛頓，建議建立君主制，認為“很有理由采納國王的稱號”。華盛頓在新堡司令部接信后立即叫來秘書，口授了一封措辭嚴厲、不留任何余地的回信：

　　“來信所述意見，我仔細閱讀，不勝駭異。你所說的軍隊里有的那種思想，使我痛苦非常，自從作戰(zhàn)以來，沒有一件事令我這樣受創(chuàng)的。我不得不表示深惡痛絕，斥之為大逆不道。目前我暫守秘密，如再有妄論，定予揭發(fā)。

　　我過去所為，究竟何事使人誤會，以為我會做出對國家禍害最烈之事，誠百思不得其解。如果我尚有自知之明，對于你所建議之事，誰也沒有我這樣感到厭惡。

　　為表明心跡起見，我必須補充一句，我誠心希望軍隊充分受人敬愛，超乎任何一人。而且就我的能力與影響而論，亦必竭盡所能，使軍隊受人敬愛。是以如果你仍以國家為念，為自己、為后代，或者仍然尊敬我，則務請排除這一類謬念，勿再任其流傳，有厚望焉。”

　　華盛頓之后美國的體制沒有改變，一直到現在。可孫中山先生把權力交給袁世凱之后，中華民國不久就易色了，復辟了封建帝制，原因難道僅僅袁氏投機取巧蒙蔽了孫中山？

　　在個人身上發(fā)生作用的因素往往有兩種，一個是社會環(huán)境，另一個是自己的信念。就普通人來講是如此，對大人物而言尤其這樣。

　　所謂大人物，往往身居要職，手握重權，他們的每一個行動，都會使無數人歡樂或憂愁。袁世凱最終的選擇，與其說是個人質量問題，毋寧說是千百年來形成的社會環(huán)境催促袁氏踏上專制之路。

　　若說風范，華盛頓、孫中山二人難分軒輊，可見中國即使有華盛頓之風范者，也不一定產生美利堅的社會效果，因為土壤不同！我們常常驚羨美國只用了200多年的時間就成為世界頭號強國，實質而言，美國的強大，是一種制度上的強大，并非來自于哪一個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