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覺得如果把世界上的作家分為兩種，一種是得過諾貝爾文學獎的，另一種是沒得過諾貝爾文學獎的，我寧愿參加后一組。因為后一組中偉大的作家很多很多，絕對超過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一組。”

　　——余光中

　　引人注目的諾貝爾文學獎昨天在瑞典揭曉，得獎人為法國作家勒·克萊齊奧。臺灣著名詩人余光中曾多次被提名為諾貝爾文學獎的候選人，昨天他在南京的“媒體見面會”上對“諾獎”不以為然，稱諾貝爾文學獎是西方人的文學獎，在評選過程中，對非歐洲和非英語的華語作家存有很明顯的偏見，他建議，“華語作家完全可以設立自己的諾獎”。

　　文學獎評委僅一人懂中文

　　10月10日下午3點，“余光中先生媒體見面會”在江蘇議事園5樓兩江廳召開，中央電視臺以及南京部分媒體記者和高校學生參加了見面會。當被問及中國和諾貝爾文學獎的關系，余光中侃侃而談。他認為諾貝爾文學獎持續100多年，是世界各大媒體都很關注的文學活動，而“諾獎”的分配是有問題的。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大半是歐洲人，美洲人少一點，亞洲人最少，只有三四個。而在歐洲人中，北歐人占的比例很大，這是地理上的“自我中心”主義。“諾貝爾文學獎評審委員會的18個老頭子里，只有一個懂中文，就是馬悅然。而其他17個人一定懂瑞典文和懂英文，也可能懂得歐洲其他的文字。”因此，一個以英語、法語、德語、意大利語為母語的作家，只要用自己的國文把作品寫好，為自己民族所接受，就很容易被諾獎評審委員知道。至于翻譯，英文翻譯成瑞典文比中文翻譯成瑞典文接近。所以這是一個不平衡的競爭，余光中認為應該把諾貝爾文學獎看成是西方人的文學獎。

　　談及諾貝爾文學獎長期以來備受關注的原因，余光中說，第一因為它是世界性的，第二是因為瑞典的政權很穩定，是一個國王在公平地主持這件事，典禮非常隆重，并且瑞典憲法規定實行的君主立憲制使得國內政治比較穩定，這一點很重要。

　　接下去詩人話鋒一轉，“我覺得如果把世界上的作家分為兩種，一種是得過諾貝爾文學獎的，另一種是沒得過諾貝爾文學獎的，我寧愿參加后一組。因為后一組中偉大的作家很多很多，絕對超過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一組。莎士比亞、托爾斯泰、狄更斯和馬克·吐溫，都沒得過這個獎，所以得獎作家也沒這么值得注意，我覺得不必跟著瑞典人起舞！”

　　華語可以有自己的諾獎

　　余光中來到南京短短一周的行程中，有一站是江蘇省作協。在回應快報記者“文學應當走市場化道路，還是在體制內依靠納稅人養活”這一問題時，他說自己在臺灣也參加過類似的組織，不過會員沒有固定的薪水。如果有固定的制度當然是個保障，不過可能也會使其他人受到一些約束。“我這么多年在臺灣和香港都是自己投稿給報紙和雜志，沒有嚴格地從屬于某個文學組織過，也很少想到這個問題。”

　　在余光中看來，以中文為母語的人口有13億，完全可以設立華語文學獎，因為華語的世界占了半邊天。新加坡吉隆坡的“花蹤文學獎”就是頒給華文作家的，臺灣作家和大陸作家都獲得過，王安憶和莫言就是其中的兩個。此外，香港浸會大學也有一個“紅樓夢獎”，頒給世界華文長篇小說作家，迄今已經辦了2屆。但這些獎項對媒體的吸引力都不大，世界華文作品獎項也只是剛剛開始開發。

　　媒體有責任鼓勵文學

　　談及現代詩被“冷落”這一問題時，余光中說其實整個文壇都有被邊緣化的感覺。因為現在的媒體跟從前不同了，“讀者”都慢慢變成了“觀眾”和“聽眾”，問題在于怎樣把年輕人拉回來做“讀者”。余光中覺得，讀者是一個國家文化里很重要的一群人，因為看電影、電視劇和演出，聽流行音樂，甚至聽于丹和閻連科演講，也還是觀眾和聽眾；更重要的就是獨自一個人拿一本書，好好地讀、想，細細體味。只有一個人在文字上的修養才能把書里的文章還原為作者心中想要告訴我們的話，才能還原小說的場景以及詩的意境，否則國家的文化會偏向另一邊。

　　至于詩歌是否真的沒落了，余光中說《詩經》也不過是很多民歌組成的，比如十五國風。現在不可能有十五國風了，因為現在的音樂流行起來不像過去那樣，自下而上從民歌搜集起來，集成《詩經》；而是自上而下由媒體散布到四方去。對聽歌的人來說，歌詞就是他們的詩，滿足了他們用文字抒情的需要。這個問題可以由教育來承擔一部分責任，比如中秋節，同學們不一定要去唱卡拉OK或者烤肉，大家可以讀一讀李白寫月亮的詩，或者講講嫦娥的故事。

　　此外，中國也不是每個朝代都是詩的興盛期，李白在概述詩歌的歷史變遷時就說，“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說到這里，余光中莞爾，“我不覺得憂愁，不過文學有沒有得到鼓勵，媒體也有責任。”

　　南京喚醒金色的記憶

　　談及南京，以及曾經在南京就讀過的小學、中學和大學，余光中說他此次南京之行的記憶是被嗅覺打開的。“金桂的香味就是金鑰匙，打開了我金色的記憶，這就像母親的體香之于嬰兒那樣，它使得我一下子回到大學時代。臺灣地處亞熱帶，雖然水果很多，但四季花開不那么分明，桂花不很多，味道也不很濃。”

　　余光中說，一個人必須離開自己的祖國夠遠、夠久才會有真正的“鄉愁”。他去美國是在上世紀50年代，離開中國大陸40多年，那時候的美國社會跟當時的中國截然不同，這引起了他的鄉愁，也引發了他對兩種文化的比較，因此寫了很多散文和詩。是美國養成了他深刻的鄉愁情懷，關于臺灣和大陸的關系涉及更多的是政治上和現實生活中的問題。(來源：現代快報 記者 苑純潔 實習生 呂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