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5日，北京滿學會會長、《百家講壇》主講之一閻崇年，在無錫新華書店進行簽售時，遭一年輕男子掌摑。目前打人者已被治安拘留。打人者的弟弟稱哥哥因無法認同閻崇年關于清朝的一些觀點，才動了手。(《新京報》10月8日)

　　從民事訴訟角度來看，對錯分明，無需多費口舌。打人者的動機尚需進一步調查，但閻崇年主講《百家講壇》的某些觀點早就引發爭議卻是事實。絲毫沒有替打人者袒護之意，揣著最“叵測”的心態來看，在此之前，盡管“民間”觀點與閻崇年的觀點相左，但到底有多少人就學術問題與閻崇年有過公開辯論呢？退一步講，假如打人者的動機果真如其弟所言，這位打人者真就會擁有與閻崇年同等辯論的機會么？起碼就現有學術和文化交流渠道與批評風氣來看頗有難度。

　　2006年，《水煮三國》作者成君憶與《百家講壇》培育的“紅人”易中天，曾有過一番貌似文學爭論的唇槍舌戰。當時，成君憶與易中天同時做客央視《對話》，成君憶率先發難，指責易中天關于三國觀點的種種不是，言之鑿鑿，氣勢逼人。就播出的畫面來看，當時的易中天也拿出了些大度寬容。可一下節目，這二人便在博客上開辟了新的戰場。不過，幾個回合下來，公眾很快發現，此二人戰來戰去，并非真是就歷史或者文學本身作什么評價，而是一種彼此的道德撻伐，比如易中天認為成君憶太“無禮”，而成君憶則指責易中天太“無德”。

　　于年初在福州召開的中國作家協會全委會特別強調了加強文學批評工作。而討論中批評家們多次提到的“紅包批評”，被認為是當前阻礙文學批評和文學創作共同發展的一個癥結所在。當批評被金錢俘虜，文學難免變成了無生氣的一團和氣。而文學批評風氣的盛行，往往離不開圈內人士的“直言相見”。但對于圈養的作家而言，同吃一鍋飯，有多少人愿意紅著臉跟“自己人”傷和氣呢？莫言曾這樣感嘆，“大陸作家很多都是在作家協會里做專職作家，哪怕十年不寫作，照樣有飯吃，照樣有房住，有了病照樣可以看病報銷，沒有太多來自生存方面的壓力”。

　　前不久，30多位作家興沖沖地奔向網絡，有媒體稱此舉意在與網絡文學決一高低。然而，高低尚不見分曉之時，最先開戰的卻是“老子該不該殺兒子”式的無謂爭論。而就眼下來看，更多的批評也不是真正就文學(學術)而論文學(學術)，就文化而論文化，往往置身于文學(學術或文化)之外，或者就體制，或者就方式，或者就言行等進行指責與反指責。不是說這些批評與爭論不重要，但相對于文化爭論耗時而且極具研究型的清苦風格，這樣的爭論還是顯得過于淺薄，也不大可能成長為促進文化發展進步的強大內動力。

　　閻崇年被掌摑，是非自有相關部門進一步甄別，但解決文化批評之難卻沒有如此快捷與簡單的方式可循。從某種意義上講，如果這次掌摑事件，能夠喚醒文化界對文化批評的重視，借此滌蕩文化之外的物欲之風，或許也算是將壞事變好事的有益之舉。(禾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