饒有興味地讀罷張聿溫所著《國共關系史上的秘案——“中山艦事件”》一書，獲益良多。這部書生動地揭示了一件歷史秘案——“中山艦事件”的真相，作出了正確合理的解釋。中山艦事件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起重大事件，也是國共關系史上的一宗秘案。用“事件撲朔迷離，政變驚心動魄，官場云譎波詭，斡旋縱橫捭闔”尚不足以揭示事件的本質。可以這么說，中山艦事件的發生有某種偶然性，但它又是錯綜復雜的國共矛盾發展的必然結果，是錯綜復雜的社會矛盾和國內局勢動蕩的必然結果，也是當事者幾方利益與個性沖突的必然結果。這本書也為我們提供了這樣一種論證：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必然性和偶然性的交互作用是多么神奇；歷史人物因利乘便，把握時機，將會怎樣地讓歷史鮮明地打上個人的印記。

　　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是中共黨史及國共關系史上的重要篇章。1924年1月國共合作實現后，開創了一個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新局面。但是，在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在北京病逝及同年8月25日國民黨左派領袖廖仲愷在廣州被暗殺后，一股反動逆流迅速滋長，革命形勢雖發展得很快，但已潛伏著嚴重的危機了。其時，國民黨內部，左、中、右三派的分化越來越公開化；在共產黨內，毛澤東、周恩來、陳延年等人主張對國民黨右派公開進行的分裂活動予以恰當而有力的反擊，以維護國共合作，而陳獨秀、張國燾等人及共產國際代表卻一味主張單方面的退讓，以防止廣東革命局面陷于孤立以至失敗。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這是一個決定國共兩黨內部各派力量消長的關鍵時刻。處于這種錯綜復雜中的國共兩黨的重要人物，都面臨著機遇與挑戰。對于蔣介石來說，也是如此。

　　蔣介石性格多變、慣于玩弄權謀，這一性格特征從日前出版的各類圖書及蔣介石日記可以清楚地看出來。他企圖利用北伐發展個人勢力，取北洋軍閥的地位而代之。他既想利用共產黨來增強自己的實力和影響，但又害怕共產黨的壯大會妨礙他的取代北洋軍閥的目的，因此，所執行的是既聯共又限共的兩面政策，實際上是右派勢力的保護者和組織者。1926年1月國民黨二大召開后，他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常務委員，又擔任了國民革命軍總監，地位大大提高，有了一定的政治基礎、社會基礎和軍事勢力。但汪精衛當時是國民政府主席、國民革命軍總黨代表，公認的孫中山事業的繼承人，蔣介石尚不具備徹底倒汪、實現其野心的必要條件。那時，他內心的矛盾沖突十分激烈，一會兒想“積極進行，沖破難關”，一會兒想“消極下去，減輕責任，以為下野地步”；而無論怎么想，總認為“擺布”、“陷害”他的陰謀的核心人物是汪精衛，對汪精衛恨之入骨。這種心態，使其誤信伍朝樞、歐陽格等國民黨右派制造的謠言和事端，使莫須有的中山艦暴動釀成了震驚中外的“中山艦事件”。而這一事件，竟成了蔣介石把權力一步一步地集中到自己手里的鋪路石，為其后發動反共政變作了重要準備，是蔣介石日后終于成為反共獨裁者的重要契機。

　　梳理清楚這一偶然事件中的必然性，自然是史家的重任，而要把必然性中的偶然性鮮活地展現出來，則又非文學家的生花妙筆不可。《“中山艦事件”》這部歷史紀實文學作品，正是在兩者的結合方面取得了值得稱道的成績。

　　我們知道，歷史學是一門有關事實的選擇、組織、解釋的學問，歷史紀實文學作品則要以歷史學養為基礎，真實地展現廣闊的社會背景和時代氛圍，生動地描繪出歷史人物的神韻、性格、思想、氣質、情感、欲望、愛好等等，讓歷史人物形象有立體感地凸現出來，使歷史事件內涵的深邃性展示出來。《“中山艦事件”》一書的作者將精心選擇場景、合理展開想象、注重細節描寫、針線細密地進行敘述等手法有機地結合起來，較好地達到了此種境界。這里，且以第二章為例試作說明。這一章，先寫蔣介石對張靜江的奉迎，接著寫了汪精衛夫婦、蔣介石夫婦和張靜江的出游。有了具體的場景，作者又放手描繪人物的言談舉止與心理活動，使人物性格特征顯露出來。作者寫張靜江的老謀深算，汪精衛的深于城府而不露聲色，陳璧君的傲慢好斗，皆寫得栩栩如生；至于寫蔣介石的消沉抑郁，寫蔣與汪的明爭暗斗，寫張靜江的居間調停，更是細致傳神。而在描繪渲染的過程中，作者又將人物之間的關系，事件的前因后果，交代得脈絡清楚，繁而不亂，使讀者能直視歷史的真相。

　　本書的另一可貴之處，是作者通過對蔣介石心理活動、精神狀態的飄忽變化的步步揭示，依據大量史料對事件的發展過程進行了細節不露、枝蔓不棄的敘述，探尋到了事件的本來面目。在北伐問題上，蔣介石與蘇俄軍事顧問團團長季山嘉以及汪精衛存在尖銳矛盾，蔣深感失意，決定辭去一切軍職，其后，又提出赴俄考察。而汪精衛同意他和秘書陳立夫以及陳璧君赴俄考察，又使他惶惶然。蔣介石這種患得患失、疑神疑鬼的心態，是歷史的真實。我們不難想象，堅持國共合作、反擊國民黨右派的一方，只要再堅持一點，完全有可能把蔣介石棄之如敝履，那么，這一頁歷史定將是另一種面貌。然而，事實上不是這樣。另一方面，國民黨內右派也利用了蔣介石疑慮重重、力求自保、伺機反撲的心理，不斷散布謠言和制造事端，促使其采取行動。盡管當時調艦的目的在于保護商船，而中山艦駛往黃埔并非李之龍“矯令”，既與汪精衛、季山嘉無關，也與共產黨無關；然而，當中山艦發生異常調動，中山艦暴動的謠言傳出后，蔣介石便懷疑汪精衛與季山嘉串通一氣，想把他劫持到中山艦上，強逼他去海參崴。此時，蔣介石首先作出的反應是去汕頭避風。但走到半途，蔣介石的腦海里展開了激烈的思想斗爭。最終，蔣介石的野心家的不甘于認輸的本性占了上風，作出了發動政變的決定。正如普列漢諾夫所肯定的，歷史進程由許多細小曖昧的不可捉摸的原因促成了，個人性格的某種特點影響到了社會的命運，這種影響有時甚至是很大的。于是，歷史的面貌就是我們所見的樣了，不更改了。

　　讀完本書，我們不能不對當時的中共領導人及國民黨左派錯失良機，未能把蔣介石踢下歷史舞臺而感到遺憾。我們也不能不承認蔣介石確實善于玩弄“大事小做，小事大做”的權經，他確實既能隨機應變地發動政變，又能見風使舵地加以收場；既敢于冒險，氣勢洶洶地進攻，又善于退縮，見勢不妙即拱手求和，將權術施展得淋漓盡致。毋庸諱言，蔣介石也屬于湯因比所說的那種有動力的人物，猶如面團中的酵母，只不過，他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罷了。（吳家萃）

　　(《國共關系史上的秘案——“中山艦事件”》，張聿溫著，新華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