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部“內線”告密

　　10月8日下午4時，徐景賢來到康平路小禮堂。

　　參加“吹風”會的有解放日報社、文匯報社、上海人民廣播電臺、新華分社的有關人員。

　　徐景賢在會上將于會泳突然不出國，《人民日報》魯瑛接電話十分反常，在京的三位“首長”聯系不上，房佐庭在電話里總說他“老胃病發作”等情況向這些人作了“通報”。

　　接著，他根據軍隊可能發生“政變”的猜想說：“中央電臺通知停播的兩首歌曲《毛主席永遠活在我們心中》和《永遠按既定方針辦》，我看不出有什么問題。蘇修軍隊侵占捷克時，捷克國家電臺有一名播音員聽中央負責人的指揮，堅持廣播了一天的抗議聲明，根本不聽蘇軍的。”

　　徐景賢還布置了各新聞單位的保衛工作，指示要調集民兵來保衛。并要求這些人發表什么東西，都要告訴市委，把上海的輿論牢牢地控制起來。

　　為了進一步摸清情況，會議結束后，徐景賢又給浙江省委某副書記、福建省委某常委分別打了電話。王秀珍接著又給遼寧省委某副書記打電話，要他給當時在北京的毛遠新那里打電話。

　　由于中央和直接參加行動的8341部隊，對這次粉碎“四人幫”行動的保密工作做得十分謹慎、嚴密，致使他們在上海的余黨千方百計、挖空心思、幾經打探也未能獲得可靠的消息。

　　下午5時，徐景賢在康平路常委學習室主持召開常委擴大會，讓一些骨干分子列席。這次會上，朱永嘉提供了上海市委寫作組與《紅旗》雜志編輯部通電話的情況。

　　徐景賢在會上強調：“這種種跡象說明中央出了事情，我們大家都要有思想準備。”

　　散會后徐景賢回家吃飯。這時朱永嘉、王知常等4人有些沉不住氣了，就跑到徐景賢的家里，找徐景賢，共同商量下一步的對策。

　　由于徐景賢急著要去劇院看演出，就說：“我下午已經找報社、電臺的人談過了。國務院有幾位部長在上海，今晚上看戲，我將到劇場露露面，同時摸摸情況。你們到學習室等我，我一會兒回來再談。”

　　徐景賢在戲院里坐了一會兒，就找了個借口離開，急忙趕回康平路。這時學習室里已擠滿了人，氣氛很緊張。

　　還未等徐景賢向這伙人報告剛才的“好消息”，警衛處的康寧一就急忙向他報告，說金祖敏的秘書繆文金從北京打來電話報告暗號：“我娘心肌梗死。”

　　徐景賢頓時大驚，忙問：“繆文金不是在上海嗎，怎么又到北京去了？”

　　王秀珍說：“是我下午派他乘飛機到北京去了解情況的。臨走我告訴他說，如果出事了，電話里就說‘我娘心肌梗死’，現在看來真出事了。”

　　于是，廖祖康拿過電話，親自給江青住的那個樓打電話，不通。接著他又給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等處打電話，仍然不通。

　　“四人幫”在上海的這伙余黨頓時感到自己的末日來臨，在屋子里亂成一團。

　　此時，徐景賢的秘書張家龍接通了解放軍總政治部保衛部部長徐海濤家的電話，是徐海濤老婆接的。張家龍說：“徐景賢同志要和徐部長講話。”徐海濤的老婆慌張地說：“他不在，去辦公室了，不要再打電話了。”徐景賢在聽了秘書的通話情況匯報后，猜測徐海濤也可能被抓起來了。

　　屋子里再次出現混亂，一伙人頓時慌成一團。

　　這時，康寧一突然接到公安部祝家耀打來的電話，這伙人的耳朵都跟著豎了起來。

　　祝家耀，1937年12月生，浙江杭州人，初中文化。1955年3月至1959年4月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某部戰士、副班長。1959年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59年5月至1966年12月為上海五七〇三廠工人，后在廠勞資科工作。1967年1月至1973年6月在上海“工總司”工交組、組織組工作。1973年11月起任公安部黨的核心小組成員。

　　祝家耀是王洪文從上海調往公安部擔任要職的，自然不會忘記這份“恩情”，不會忘記自己“成長”起來的這塊“基地”，在關鍵時刻及時來了電話。這位“四人幫”在公安部的“內線”在電話里說，繆文金到京后確實進過京西賓館。祝家耀真不愧是搞公安工作的，在電話里除報告繆文金的情況之外，只講了三句話：“人都集中了，鎖起來了，不能動了。”

　　這是“四人幫”被粉碎之后，他們在上海的余黨得到的最可靠的一個消息。這樣就從公安部“內線”那里證實了他們一伙的猜測，北京的確發生了“政變”，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這四個人統統被抓起來了。

　　緊接著電話鈴又一陣急響，張家龍拿起話筒，是劉慶棠打來的。劉慶棠在電話里說：“馬老不能接電話，我們文化部的幾個人也都‘病’了。”

　　蕭木聽后立刻驚叫起來：“不好了，對文化部動手了，下一個就輪到我們了！”

　　他這么一叫，整個學習室里頓時一片混亂，一個個如喪家之犬，立刻條件反射地各自看看自己的周圍，然后又將目光一起轉向大門，生怕外面此刻突然沖進幾個人來將自己抓走。看著如此混亂的局面，徐景賢立刻制止，大聲宣布：“誰也不能再往外打電話了！”為了挽救覆滅的命運，就在這間市委常委學習室里，徐景賢等人開始密謀進行武裝叛亂。(王文正 口述 沈國凡 整理,《百年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