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是20世紀中國文化思想界的一位名人，著名的社會活動家。1950年1月，他接受毛澤東和周恩來的邀請來到北京，成為全國政協的一名委員。

　　1953年9月，在全國政協常委擴大會議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擴大會議上，梁漱溟受到毛澤東的嚴厲批評。這以后，他便從毛澤東的座上賓變成了“反面教員”；也使他與毛澤東長達幾十年的交往幾近結束。

　　這樁公案的全部過程，發生在1953年9月8日至18日先后舉行的全國政協常委擴大會議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擴大會議上。梁漱溟作為全國政協委員列席了會議。

　　9月8日，國務院總理兼全國政協副主席周恩來給先期召開的政協常委擴大會議作了關于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報告。9日上午分別以小組為單位進行討論。在小組召集人章伯鈞發言后，梁漱溟就《人民日報》開辟讀者來信欄發表了一番感慨，他說：“這樣做，一面看出人民能關心公家的事情，一面看出黨和政府能夠隨時聽取老百姓的意見解決問題。這種精神，在貫徹執行過渡時期總路線時應該繼續發揚。只有自始至終發揚民主，領導黨又能聽取意見，這建國運動才能變成人民群眾的自覺行動，其效果就能倍增。”9日下午，因為言猶未盡，臨散會時，周總理宣布，第二天繼續由個人作大會發言。在離開會場時，周恩來對梁漱溟說：“梁先生，明天的大會請你也說一說，好不好？”梁漱溟沒有半點猶豫便答應了下來：“好！我明天上大會發言。”

　　回到家后，梁漱溟想，現在領導黨的負責人要我在大會上說話，我就應該說一些對領導黨有貢獻的話。于是，他秉著這個思路進行了認真的準備。

　　10日的大會發言非常踴躍，梁漱溟沒能安排得上。中間休息時，他寫了張條子給周總理，說在北京的人講話機會多，請盡可能先讓外地人發言，自己準備的發言可改為書面提出。周總理答復他說，你不必考慮時間問題，會期可以延長，你明天可以在大會上發言。

　　在11日下午的大會上，梁漱溟作了發言。就是這篇發言，成了毛澤東批評他的導火線。

　　因為是回眸，也為了論述的需要，這里不妨將梁漱溟的發言做較為詳細的摘錄。

　　梁漱溟說：“連日聽報告，知道國家進入計劃建設階段，大家無不興奮。我亦愿從我的崗位(政協一分子)和過去的背景說幾句話。我曾經夢想在中國能展開一場偉大的建國運動。四十多年前我曾追隨過舊民主主義革命，那時只曉得政治改造，不曉得計劃建國。幾十年來我一直懷抱計劃建國的理想，雖不曉得新民主主義之說，但理想和目標卻大體相合。由于建國的計劃必須方方面面相配合，相和合，我推想政府除了已經給我們講過的建設重工業和改造私營工商業兩方面之外，像輕工業、交通運輸等等如何相應地發展，亦必有計劃，希望講給我們知道。此其一。又由于建國運動必須發動群眾、依靠群眾來完成計劃，這就使我想到群眾工作問題。在建設工業上，我推想有工會組織可依靠就可以了；在改造私營工商業上，亦有店員工會、工商聯和民主建國會；在發展農業上，推想或者是要靠農會。然而農會雖在土改中起了主要作用，土改后似已作用漸微。那么，現在只有依靠鄉村的黨政干部了。但據我所聞，鄉村干部的作風，很有強迫命令、包辦代替的，其質其量似乎都不大夠。依我的理想，對于鄉村的群眾，尤其必須多下教育功夫，單單傳達政令是不行的。希望政府注意有更好的安排。此其二。還有其三，是我想重點說的，那就是農民問題或鄉村問題。過去中國將近三十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農民而以鄉村為根據地的。但自進入城市之后，工作重點轉移于城市，從農民成長起來的干部亦都轉入城市，鄉村便不免空虛。特別是近幾年來，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快，而鄉村的農民生活卻依然很苦，所以各地鄉下人都往城里(包括北京)跑，城里不能容，又趕他們回去，形成了矛盾。有人說，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農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這話值得引起注意。我們的建國運動如果忽略或遺漏了中國人民的大多數——農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中共之成為領導黨，主要亦在過去依靠了農民，今天要是忽略了他們，人家會說你們進了城，嫌棄他們了。這一問題望政府重視。”

　　梁漱溟發言后，當時并沒有人提出反對意見，甚至還有人表示贊同。到了第二天，即9月12日，政協常委擴大會議轉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擴大會議。毛澤東在彭德懷作抗美援朝情況報告后發表即席講話。他說，有人不同意我們的總路線，認為農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顧農民。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須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顧農民是小仁政，發展重工業、打美帝是大仁政。稍許，毛澤東加重了語氣，說：“有人竟班門弄斧，似乎我們共產黨搞了幾十年農民運動，還不了解農民。笑話！我們今天的政權基礎，工人農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這一基礎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壞的！”

　　毛澤東的這番話雖未點梁漱溟的名，但明眼人一看便知是在說梁漱溟，因而引起了梁漱溟的注意。此時的梁漱溟一方面甚感意外，一方面很不服氣。他想，我何曾反對總路線呢？我是真心實意地擁護總路線的啊！我哪里是在損害工農聯盟，而是希望工農聯盟的基礎越來越牢固啊！因此他要申辯，要澄清。在會上就給毛澤東寫信，但信沒寫完，會就散了。回到家，他繼續寫這封信。信的內容是說明自己的發言沒有一丁點兒反對總路線、破壞工農聯盟的意思，我的本意是希望政府好。請求主席在大會上收回講話，解除對我的誤會。9月13日，梁漱溟在會場上當面向毛澤東呈上了自己的信。毛澤東約他當晚談話。由于時間倉促，當晚談得不深，并沒有解除誤會。梁十分失望，且不想就此罷休，要再一次在大會上復述自己的觀點，以讓與會人員進行評議。

　　9月16日，梁漱溟被允準作大會發言。他先后復述了9日和11日發言的內容，再三表明自己并無反對總路線之心。當天仍沒有人批評梁漱溟。

　　9月17日，有位與會者作了一個長篇發言，將梁漱溟解放前的歷史稱為“一貫反動”：“你雖沒有以刀殺人，卻是以筆殺人的。”“人家說你是好人，我說你是偽君子！”“下一屆政協還要推你參加，因為你能欺騙人，有些人受你欺騙。”“假若明言反對總路線，主張重農業，雖見解糊涂卻是善意，可原諒；而你不明反對，實則反對，是惡意的。”這位中央領導人下的結論使梁漱溟心緒煩亂，深感自己因出言不慎而造成的誤會已經很深很深了。在倔強個性的支配下，他視一切于不顧，要求當場發言作答。

　　在9月18日的大會上，梁漱溟說：“昨天會上中共領導人的講話，很出乎我的意外。特別是主席的口氣很重，很肯定我是惡意。中共領導人追溯過去的事情，證明我一貫反動。這就因此增加了我交代歷史的任務，而我在解放前幾十年與中共之異同，卻不是三言兩語說得清楚的，這就需要給我比較充裕的時間……”

　　梁漱溟的答辯發言剛開了頭，就被會場上轟他下臺的聲音打斷。這么一弄之后，梁更不認輸了。那么多人叫喊，他都不理，盯著毛澤東，以爭取發言權，說：現在我唯一的要求是給我充分的說話時間。昨天的會上，各位說了我那么多，今天不給我充分的說話時間，是不公平的。我很希望領導黨以及在座的黨外同志考驗我，考察我，給我一個機會。同時我也直言，想考驗一下領導黨。現在我問毛主席有沒有這個雅量，聽我把事情的來龍去脈講完以后，你說誤會我了，梁漱溟原來沒有惡意。這就是我要求的毛主席的雅量。毛澤東說，你要的這個雅量，我大概不會有。梁漱溟緊接著說，主席您有這個雅量，我就更加敬重您；若您真沒有這個雅量，我將失掉對您的尊敬。毛澤東回答說，但我有一個雅量，就是你的政協委員還是可以當下去的。讓你繼續當政協委員，是有充當活教材的作用的。此時梁漱溟沒有克制住自己的情緒，回答得很干脆，當不當政協委員那是另一回事。毛澤東生氣地說，另一回事，那就是你說的了。梁漱溟接著又說，共產黨是講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我今天就試一試你這個批評與自我批評是真是假。毛澤東說，對你這個人，不是自我批評，就是得批評。

　　會場上發生了這種前所未有的與毛澤東頂撞的局面。忽然臺下有人喊，不聽梁漱溟胡言亂語，民主權利不給反動分子，梁漱溟滾下臺來！這時，毛澤東口氣緩和地說：“梁先生，你今天不要講長了，給你十分鐘說說要點好不好？”梁漱溟回答道：“我有很多事實要講，十分鐘怎么夠？我希望主席給我一個公平的待遇。”

　　會場再一次嘩然，大多與會人員對梁漱溟的態度表示憤慨，紛紛要求梁漱溟下臺。毛澤東又說：“不給他充分的說話時間，他說是不公平，讓他充分說吧，他就可以講幾個鐘頭，而他的問題又不是幾個鐘頭，也不是幾天，甚至不是幾個月可以搞清楚的。我想指出的是，梁漱溟的問題并不是他一個人的問題，而是借他這個人，揭露其反動思想，使大家分清是非。梁漱溟這個人的反動性不充分揭露不行，不嚴厲批判也不行。現在我再提議讓他再講十分鐘，簡單地講一講，好不好？梁先生。”梁漱溟依然是“十分鐘不夠，給我一個公平的待遇”的回答。

　　毛澤東最后說：“梁先生，不讓你講長話，你說我沒有‘雅量’，可大家都不讓你講，難道說大家都沒有‘雅量’嗎？不給你充分的時間講話你又說是不公平的，可現在大家又都不贊成你講話，那什么是公平呢？你看怎么辦？”梁漱溟滿臉的不悅：“聽主席決定。”

　　這時，有人提出付諸表決，看贊成他繼續講話的人多，還是不贊成他繼續講話的人多，然后采取少數服從多數。毛澤東帶頭舉手贊同梁漱溟講話，其他中共一些領導人也都舉了手。但大多數與會者表示反對。梁漱溟不得不走下臺來，一場相持許久的僵局這才宣告結束。

　　此事過去不久，梁漱溟便向全國政協提出，不再參加會議和各種活動，以便用更多的時間讀書學習，閉門思過。

　　在反思中，梁漱溟覺得闖了大禍，不應該這樣冒犯毛主席這個領袖。在許多至親好友和家人的規勸、幫助下，梁漱溟9月22日伏案檢討了自己。其內容這里也予以抄錄。梁說：“我的錯誤之思想根源在哪里呢？無疑是自己階級立場的不對。我在解放前之不相信階級立場之說，由來已久。共產黨運用階級學說創建了新中國之后，我在事實面前有所覺醒，亦曾懷著慚愧心要求自拔于舊立場而改從無產階級立場，但實則只是旋念旋忘，并沒有真正離開舊窠臼。比如我親眼看見勞動人民那樣感激共產黨、愛戴毛主席，自己便大大不及，原因就在于沒有自拔于舊立場，不能在心理上打成一片，滾成一堆。又比如許多會上看見有那么多的人頌揚共產黨和毛主席，自己只是鼓掌應和而止，卻很少出口響應。每當我想起百多年來我生于斯、長于斯的中國向下沉淪的厄運，終被共產黨、毛主席領導扭轉時，讓我喊一千聲一萬聲‘毛主席萬歲’亦不覺多余。無奈滿身舊習氣的我，閑思雜念太多。我還一直把這當作‘倔強精神’、‘骨氣’而沾沾自喜。須知勞動人民是不會向共產黨講倔強講骨氣的。正是我的階級立場的不對和對待中國共產黨認識方面存在的偏頗，造成了我于9月18日達到頂峰的那場荒唐錯誤。我這種目空一切，置許多人熱愛共產黨、毛主席的心情于不顧，在大庭廣眾之下與毛主席爭是非，是必定要引起人們的公憤的。因此別人批我誅我，實在是情理中的舉動。回顧我1953年以前走過的近五十年的歷史，自以為革命而歸落于改良主義；而對于無產階級革命，改良主義則又落于反動；又因為是一貫的改良，自然便落于一貫的反動。因此毛主席說我以筆殺人，在會上我聽了很不服氣。待明白過來，才曉得這話，是指我長時期的反動言論流毒于社會。主席又說我是偽君子，我當時聽了同樣只是冷笑不服。但明白醒悟之后，深信只有忘我的革命英雄主義才稱得上是一個純粹、清白的好人，夾雜著嚴重個人英雄主義的我，不能一片純誠而無偽，那就是偽君子了。主席又說，我是能欺騙人的，有些人是在受我欺騙，那自然是說我這樣一個并不真好的人，卻仍有人相信我，而獲得了好人名聲，有必要揭露其真面目吧。”

　　從這些話語不難看出，9月18日冒犯毛澤東以后，梁漱溟是在真心實意地檢討自己，深刻地反省自己，沒有絲毫的做作。

　　1953年9月當眾頂撞毛澤東之后，梁漱溟從此便失去了單獨同毛澤東見面談話的機會。然梁漱溟政協委員照當，生活待遇照舊，也沒有受到任何組織處分。

　　梁漱溟依然有著對毛澤東的那份敬意，那份情懷。毛澤東在心底里也仍然記掛著與自己同歲、1918年就見過面的梁漱溟。

　　1972年12月26日是毛澤東的生日，梁漱溟將自己的手稿《中國——理性之國》作為特別的賀禮送給了毛澤東。1975年9月，毛澤東在一份材料中作批示時提及了梁漱溟，說過“金無足赤，人無完人”之類的話，表達了對梁老先生的諒解之意。

　　30多年后，到了上世紀80年代中期再聊起這件事時，梁漱溟又一次感傷地說：“當時是我態度不好，講話不分場合，使他很為難。我更不應該傷了他的感情，這是我的不對。他故世已經10年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字里行間顯示出，梁漱溟雖脾氣倔強，卻是性情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