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傅斯年初次發表對偽北大教職人員處理辦法的談話后，周作人自視本人為傅斯年的師輩人物，又同屬“新文化運動”陣營中的盟友，遂以老前輩的姿態致信傅斯年，信中不但對自己下水甘做日人走狗的歷史罪過無絲毫懺悔之情，反而口氣蠻橫強硬，理直氣壯地令傅把自己作為特殊人物予以照顧，口出狂言連帶警告性地說道：“你今日以我為偽，安知今后不有人以你為偽”等語，滿紙透著一股茅房的石頭——又臭又硬的惡劣氣味。傅斯年當即揮毫潑墨，痛斥道：“今后即使真有以我為偽的，那也是屬于國內黨派斗爭的問題，卻決不會說我做漢奸；而你周作人之為大漢奸，卻是已經刻在恥辱柱上，永世無法改變了。”

　　只是令周作人沒有想到的是，當他飲罷最后一杯苦茶，寫畢《石板路》的小品，又“聞巷中驢鳴”的第四天，即1945年12月6日，就因漢奸罪被捕入獄，這篇短文也就成了他漢奸生涯的一曲絕響。

　　與周作人的嘲諷與謾罵大不同的是，偽北大教授容庚見傅斯年一意孤行，毫無通融的余地，便以中央研究院通信研究員的身份，尾隨傅從北平至重慶繼續糾纏。

　　容庚出生于清末廣東一個書宦之家，自小受到家風的熏陶，對古文字古物情有獨鐘。1924年于北大畢業，留校任教一年后轉燕京大學任教授。1928年8月，傅斯年在廣州籌備史語所時，打報告向蔡元培、楊杏佛請求禮聘的23名特約研究員中，排在李濟之后，名列第11位的就是正在燕京大學任教的容庚。而盛極一時的徐炳旭、袁復禮、羅家倫、楊振聲、羅常培、丁山等均位列其后，由此可見傅對容的看重。郭沫若亡命日本時，所撰寫的幾部與考古學、古文字學有關的著作，包括著名的《卜辭通纂》，有相當一部分材料是容氏為之搜集提供的。后來郭沫若曾說，“若是沒有容庚的幫助，我走上研究金文的道路，恐怕也是不可能的。”后容氏立下宏心大愿，以八年的時間，專門從事商周青銅器的綜合研究，終于在1941年完成了《商周彝品通考》這部開創性的巨著。此書的出版被譽為“標志青銅器研究由舊式金石學進入近代考古學的里程碑，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不過，其時容氏本人已轉到偽北大任教了。今非昔比，抗戰八年成為彰顯民族大義與個人名節的分水嶺與試金石，在這道分水嶺上，許多原本的朋友已變成了敵人，正如古人所言“漢賊不兩立”是也。

　　當容庚風塵仆仆地由北平來到南京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找到傅斯年欲當面理論時，傅拍案而起，搖晃著肥胖的身子指著容氏的鼻子破口大罵曰：“你這個民族敗類，無恥漢奸，快滾，快滾，不用見我！”當場命人將容氏按倒在地架了出去，扔到了泥濘遍布的馬路上。第二天，《新民報》登載此事，標題曰：《傅孟真拍案大罵文化漢奸，聲震屋瓦》。后來，容氏得到高人指點，重新換了衣服，洗掉滿身的污泥，但仍不允其到北大任教。灰頭土臉的容庚只好托李宗仁的關系準備到廣西大學教書，后未成行，轉聘于嶺南大學，終其一生，再也沒能邁進北京大學的門檻。（岳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