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2”后的四十多天以來，一直出現在腦子里的是那些感動了全中國和全世界的畫面。我從這些畫面，重新讀解了中國人，重新讀解了中華文明。這實在是一次“以人為本”、“生命第一”的空前大普及，也是一次有關文化終極意義的空前大展示。至于全國十三億人為死難者默哀的儀式，更是感天動地。

　　馬東(中央電視臺主持人):余老師,汶川地震到今天已經四十多天了。廢墟還有待重建,煙塵已經散去,但是,它似乎改變了我們身邊很多東西,又讓我們獲得了很多東西。我想問您,這四十多天以來,一直出現在您腦子里的,會是什么？

　　余秋雨:當然首先是那些感動了全中國和全世界的畫面。不管播出多少次,我都會反復地看。這些畫面與我們過去看到過的英雄畫面不太一樣,里邊的人物全是最普通的中國民眾,職業、年齡都不相同,數量卻很大,他們的反應和表情正是所有中國人都會有的。因此,我從這些畫面,重新讀解了中國人,重新讀解了中華文明。

　　馬東:這些畫面中最響亮的口號是“救人第一”,后面有一個大大的驚嘆號,因此隨之而來的是速度。全國人民立即領受了這個口號,并在第一時間行動起來,這是你重新讀解中國人的契機嗎?

　　余秋雨:對。不能小看這件事。因為不管是中國還是世界,都經歷過漫長的所謂“鐵血英雄”時期,很多文化,一直在津津樂道幾個古代強權好漢的成敗謀略,贊嘆一次次毫無正義可言的占領和燒掠,完全不在乎因此而生靈涂炭、民眾死傷。直到現代,“生命第一”的意識還是不強,例如我們在讀小學和中學的時候老是在被灌輸一種思想,如果學校附近的倉庫起火,倉庫里有不少棉花包,孩子們都應該跳進火場去搶救棉花包,因為那是“國家財產”。直到前些年才明確,最珍貴的“國家財產”是孩子們的生命,而不是棉花包。這次,是中國人對于“生命第一”原則的大普及、大響應、大感動。天下萬事萬物,第一珍貴的是人的生命。請看汶川廢墟下的人,不管他是誰,不管他是處于生命的起點還是終點,只要還有一絲呼吸,救援人員就會花費幾小時、十幾小時,挖,挖,挖。一時挖不出來,就會伸手進去,握住受難者的手,要他堅持,但又不讓他多講話,怕他消耗精力。一旦挖出,全場歡呼。一旦失敗,全場默哀。這些場面,全國觀眾都在電視機前屏住呼吸觀看了,這實在是一次“以人為本”、“生命第一”的空前大普及,也是一次有關文化終極意義的空前大展示。至于全國十三億人為死難者默哀的儀式,更是感天動地。中國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因此,這次大普及和大展示也具有重要的人類學意義。人類今后還會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災難,但是有了這次大普及和大展示,我們可以對人類抗擊災難的意志,增加很多樂觀。

　　馬東:在“生命第一”原則下所產生的普遍感動,用“大愛”這兩個字來概括可能是最合適的。在我周圍,有很多朋友平常憤世嫉俗,玩世不恭,但在這次全國向死難同胞默哀三分鐘的時候,也都肅然起敬。有的朋友,一直拒絕崇高,但這次,也絕不否認全社會所表現出來的崇高。這是為什么?

　　余秋雨:這是因為,他們終于遇到了終極價值。在日常生活中,終極價值很少體現出來,大家都只是走在“半道上”,因此產生了各種奇奇怪怪的想法和做法。有的人,一輩子也沒遇到終極價值的拷問,也就是一輩子都在“半道上”。盡管他們用“憤世嫉俗”、“玩世不恭”、“拒絕崇高”作為胄甲來自衛或自慰,也還是庸庸碌碌,很值得同情。但這次,與生命底線相關的事件和畫面以震撼的方式突然出現了,他們還沒有來得及去尋找自衛和自慰的胄甲,已經以一個自然的生命體感同身受。他流淚了,為那些獻出生命而救學生的教師,為那些不顧親人而救鄉親的官員,為那些歷盡艱險而救民眾的軍人。這就意味著,他已經與那些英勇的忘我者建立了精神溝通,他自己心中深埋已久的“天使”已經被喚醒。這是終極價值的被點燃,而且,立即被周圍的同事、朋友、家人共同驗證。全國性的集體驗證是強大的,包括各個城市排成長隊的獻血隊伍、包括東南西北大量傾其所有捐款的普通民眾,更體現在那次全國大默哀。結果,這些原先走在“半道上”的人也相信了:不管如何看破塵世,這個星空下還有讓人熱淚盈眶的時刻。因此,我覺得,這次地震大拯救,對于我們的精神領域也是一次大拯救。它救助了大量沒有遭到生命威脅的人。我們發現了我們心底原來還有最溫暖、最善良的光亮,因此產生了對自己的信任。這種對自己的信任和對他人的信任是同時產生的,兩種信任合在一起使我們對民族、對人類增加了更多的信心。當然,災難總會過去,明天我們還會過庸常的日子,但是,既然有過了昨天的感動,庸常的明天也就不一樣了。

　　馬東:余老師,我覺得“5·12”在中國人的歷史上會有一個很重要的位置。歷史學家可能會去尋找它在時間上的坐標,文化學者可能會去尋找它使全社會在文化意義上的移位。我想問,它的文化意義是什么?

　　余秋雨:要問文化意義,首先要問文化是什么。文化的定義有兩百多種,我在兩年前擬了一條最簡單的定義:“文化,是一種已經變成了習慣的生活方式和精神價值。”在我的這個定義中,最重要的詞匯是精神價值,因為哪種生活方式能變成習慣,恰恰正是精神價值長期選擇的結果。我對于好多年來中國文化呈現方式的不滿意,就在于在精神價值上的嚴重缺失。不錯,我們講了很多古代的故事、人物、細節、趣聞、典故、筆法,都講得不錯,有很多聽眾,有很多掌聲。但是,細想起來總覺得不對。局部都對,合在一起卻不對。難道這一切,就是中華文明的精神價值所在嗎?它憑什么讓世界感到親切并深受感動?它憑什么讓后代覺得找到了做人的準則并能與廣大同胞自然互動?我并不是說那些講述不是文化,只是說文化的靈魂還沒有找到。前幾年有歐洲的學者說:“中國構不成對我們的威脅,因為它沒有精神價值輸出。”這讓我們聽了很難過,因為他們的意思是,中國只是一個物資產品的輸出地。這中間,當然有外國學者的無知和偏見,但我們在講各種文化的時候始終避開了終極性的精神價值,卻是事實。有的學者認為終極性的精神價值總是艱深的,因此越說越復雜。他們不明白,一個民族的終極性精神價值,一定會普及到絕大多數國民的本性之中,是一種最廣泛的存在。一旦艱深,便是失落。

　　馬東:是啊,我們熱衷于詩詞歌賦,我們有讀經熱、讀史熱,我們有傳統文化熱,連古典家具、古董收藏,也一波一波在熱。但對于中國文化的靈魂,始終是隔靴搔癢。

　　余秋雨:每次“熱”的對象,都是文化標本,而不是文化活體。這就像是無水之魚,而那水,就是這種文化的子民能從自己心底自然釋放的情感能量。沒有這種水,那些魚、那些標本,都活不了。這次汶川大地震,把中華文化子民心底的情感能量釋放出來了,這就從根本上讓世人看見了中華文化的精神價值。從今以后,我們有資格對那些歐洲學者說了:“你們上了很多書的當,中國是有精神價值的,不信,請看2008年5月12日之后的中國電視!”

　　馬東:“5·12”之前,我們的外部環境很復雜。我們想積極地融入世界,但世界在接納我們的時候又排斥我們,有人甚至恐懼中國。“5·12”之后我們好像看到了另一條出路,那就是一條“反求諸己”的出路。我們可以在本能自發地大愛展示上,讓別人在排斥之外,多一點佩服。

　　余秋雨:說到底,這還是我們能不能找到自己的文化靈魂———精神價值,而進行自信展示的問題。幾個月前我曾在日本神戶召開的世界華商大會上發表一個專題演講,說中國讓世界誤會,除了外部固有的偏見外,也由于我們文化話語的錯位。我說,這就像一個巨人突然出現在街頭,人們知道他走過很長的路,也看到了他龐大的身軀和體量,卻不知道他的性格和品德,因此自然會產生恐懼。如果中國是這個巨人,那么,巨人的性格和品德就是中國文化。顯然,我們的文化傳播大大失職了。我們永遠在講述,這個巨人走了幾千年,過去多么有計謀,多么強大;我們永遠在炫耀,這個巨人的衣服上鑲了金絲,腰帶上掛著玉佩。這一切,完全不足以讓別人和我們自己的后代了解巨人的性格和品德。這一次,通過幾乎全透明的傳播媒體,大家看到了,這個巨人的本性是多么善良,多么人道,多么關愛自己的民眾,又多么不拒絕外界的愛心。因此,這是一個真正的大轉變。

　　這次大家終于明白了，潛藏在中國人心靈最深處的，并不是術，而是道，是“止于至善”的天下大道。中華文明唯一長壽的秘密，也在這里。

　　馬東:您在一首叫《自語》的詩里寫道,瞬間地殼的開裂讓人們看到了事實的真相。您是指中國文化的真相嗎?

　　余秋雨:對。我接著還寫了一句,那幾天,“一批中國地名擦亮了世界的眼睛。”中國文化的真相確實已被蒙塵很久。我不知道大家為什么總是掩蓋一個事實:中國文化在本性上是講“大道”的。“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這個大道,便與善有關。儒家說“止于至善”,道家說“上善若水”。這是所說的“至善”、“上善”,很接近我們現在所說的“大愛”,在詞語上都是對仗的。我們都喜歡的墨子主張“兼愛”。在百家爭鳴的時代,儒家和墨家是“顯學”,也就是說,“至善”和“兼愛”的理念是當時中華文化的重心所在。直到近代孫中山先生還說,這種理念不比西方的“博愛”差。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孟子更是嚴格地論述了人與禽獸的區別,提出“人皆有不忍心之心”,也就是凡是人,都有不忍看到別人受難的心。他說:“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心;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所謂“惻隱之心”,也就是同情之心,孟子認為這是“仁”的開端。如果讓它擴充,讓它燃燒,讓它噴發,天下就能很好地保全。這就是中華文化的大道,與西方以個人主義為前提的不少原則有很大區別,卻與全人類的終極價值完全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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