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的那一刻，我正在成都寫我的新小說。一時間通訊癱瘓，大家彼此都失去了聯系。阿壩是我的故鄉，現在成了重災區，我一下子想到了那里的親人與朋友。我的三妹是跑客運線的，每天都在阿壩與成都線上往返，算下來那個時間正好是在震中，究竟情況怎樣，誰也不知道。因為根本聯系不上她。我記得地震后的前兩天，我每天都在撥各種電話，差不多要耗掉兩節手機電池。似乎都快要接受某種現實了，結果在第三天的晚上七點，終于得知她還活著，和妹夫一起，竟然和乘客一起，經過十幾小時，徒步從震中映秀鎮附近走出了險境。

　　我以為我會就此放下心，那些天沒有回家，就睡在車上，這時放平了車椅想好好睡上一覺，但是卻怎么也睡不著。特別想干些什么，但絕不是寫作。一直有媒體邀我寫點親歷地震的感受，我都沒有答應。感覺這時寫作好像特別沒有什么力量，個人的那些經歷與大的災難比起來又算什么？作家這個職業在此刻顯得很邊緣，真的還不如做個志愿者能做點實事。不瞞你說，我在成都真的報過名，是打電話托人報的，想當一名志愿者。我在自駕車上裝上盡量多的從超市購來的食品與飲水，隨時準備出發，適于野外的衣服也換上了，就是身上這件，耐臟啊。但我還是沒能如愿。要做志愿者的人太多了，人家得找那種有專業特長的，否則去就是添亂。這我都非常理解。所以人文社一邀我來京簽售義賣，我就來了，總算還能為這次賑災盡點心意。

　　我們還有一個計劃正在實施中，就是為災后的校園重建募集些資金。這是我和朋友麥家從四川到北京的路上說起的。因為麥家也有捐款的想法，而且，他捐的錢比我多，二十萬現金就背在身上，我們倆捐的錢加起來，在我的故鄉建一個普通的希望小學是可以的，但是我們想，能不能發起一個倡議，邀集更多人的力量做這件事，是我現在正在推動的事情。在從成都到重慶的路上，我們倆人輪流開車，另一個人就打電話，朋友圈內響應的人很多，令我們非常感動，昨天我們還聯系上了在韓國的四川童書作家楊紅櫻，她也愿意做我們這件事的發起人，表示回來后也會和我們一起來推進這件事情。這樣，由身在災區的三個四川作家來做這件事情。這更增加了我們做這件事的信心，也讓我們感覺到了壓力。比如如何管理這筆資金，監督它們的流向，使它們切實落到校園的重建上面，可能還需要從各個環節來把握。總之，我們希望這件事的進展，無論是資金的募集還是使用，都能得到全程監控。

　　而且，最最重要的是，我們不能直接過手這個錢。我們只是呼吁大家來做這件事，但捐款的接受方是重災地區的阿壩州教育局下屬的阿壩州教育基金會。這些天，我一直在聯系教育局的領導，但一直聯系不上，知道他們肯定是深入災區了，昨天晚上，才打通了局長的手機。他護送幾百名災區的學生到了成都。第二天又要返回災區，于是，連夜電話電郵數次往返，基本明確了雙方各自的義務與責任。特別是得到他給我們募集來資金按照捐助者的意愿定向使用，捐助者也有權對使用情況進行監督的承諾，覺得才可以向社會公開這件事情了。

　　昨天是全國哀悼日第一天，我在北京王府井一家賓館的陽臺上感受了這一刻，心情很復雜。現在是救災期間，大家的關注點肯定還聚焦在這場災難上面。但是對于災難的幸存者來說，心理的創傷不是短時間能愈合的，它可能是永久性的，我們能不能給予他們持續的關注？最擔心的是，這一段過后，大家開始忙自己的事情去了，社會的聚集點最終會發生變化，那時，災區的人們會不會覺得又被這個社會遺忘了？這場災難最讓人難過的是波及到許多孩子，要知道一個孩子牽扯到很多家庭，下一代的逝去給上一代人帶來的心理創傷，遠遠比一個老人的逝去要大得多，如何平復這種創傷，絕不是寫一兩篇心理分析的文章所能管用的。面對生死，你還能說什么話，所以我更愿意做災后的校園重建工作。我和麥家從一開始合計此事，就想好了，這些校園絕不會以我們的名字命名，它應該以那些為保護孩子而不幸喪生的教師名義命名。他們太了不起了。因為我自己就是從阿壩的鄉村小學出來的，后來還在鄉村小學教過近五年書。鄉村教師從來都是默默奉獻的一群，如果不是這場災難，他們的奉獻可能一生都不為人所知，但是這次，他們卻用大寫的人字彰顯了人的精神。所以如果今后校園重建工作開展，我還會再想想那些關于校園軟件與硬件的細節。要建什么樣的圖書館，把什么樣的書放進去，都是需要把關的。我不希望什么都流于形式，那種校園建成了，大家去參加一個落成典禮，接受學生的感恩話語，然后拍拍屁股走人的做法，是不負責的，我們想，既然做起來一所校園，就要盡到對它的責任，讓孩子們感到我們的關注始終還在。這不僅是對他們的心理重建，也是對于我們內心道德的重建。

　　雖然現在，我說自己不在創作狀態，但是每天發生的事情，還是給我震撼。我妹妹是從災區走出來的，她告訴我，在她帶著一車人逃離災區的沿途，經常能看到一些災民，自己的房屋都被震塌了，還支個大鍋，熬一些粥，讓經過的難民來喝。而那些逃難者自己也不忍多喝，都說要多留些粥給后面的人；災難發生，大家都是往出逃，但也有人往里沖，他們為了自己的家人朋友，可以奮不顧身地朝著危險而去，這些在平時都難以想象。要說作家的責任，大概就是在這場災難過去之后，在巨大的悲劇之后，細細體味普通人身上突然煥發的這種善意。平常他們都可能有這樣那樣的小缺點，為什么現在個個都表現得那么好。這也許就是苦難對人心靈的洗禮。

　　昨天早上我去中國作協匯報我要做的這件事情，正好遇到作協組織一批作家要奔赴災區。我參加了他們的送行儀式，向他們介紹了一下災區的情況。我覺得能去親身感受一下災區情況，絕非一件壞事，但我現在要走的路正好和他們相反。過幾天我要到上海參加與德國作家的對話，還要到深圳參加市民文化大講堂。這些都是震前安排的，后來一度想取消，但我想通過這些平臺，把災區的情況多多介紹給外界，這是一個作家的責任，更是一個公民的責任。

　　(阿來口述、孫小寧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