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女作家嚴歌苓創作的長篇小說《小姨多鶴》日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小說講述了日本戰敗后留在東北的日本少女多鶴艱難曲折的人生經歷。昨天，嚴歌苓接受采訪時表示，多鶴的故事是她從別人那里聽來的，她為寫作這部小說去了日本三次，其中兩次都去了曾在中國“墾荒”的村民所生活的村子。

　　故事聽來的故事有意思

　　長篇小說《小姨多鶴》講述了日本戰敗后留在中國的日本少女多鶴的曲折經歷。二戰進入尾聲，日本戰敗投降，大批之前移民來到中國東北的普通日本國民選擇了自殺或逃回日本。在艱難的逃亡中，16歲的少女多鶴依靠機智和對生的本能渴望逃過了死亡，被裝進麻袋，論斤賣給了東北某小火車站站長的二兒子張儉，作為傳宗接代的“工具”。張儉的哥哥據傳因為抗日而被日本人殺害，張儉的老婆朱小環因日本鬼子的驚嚇導致流產，從此不能生育。國仇家恨的大背景下，日本少女多鶴的介入，使得整個家庭的關系變得曖昧和怪異。

　　據嚴歌苓介紹，這個故事是她從別人那里聽來的。“20多年前，一個朋友講起他們班上有一對男孩，是雙胞胎，后來人們發現他們的母親是個日本人，這個日本女人和中國的一個男人在一起悄悄地生活了許多年，等等。當時我就覺得這是個很有意思的故事。多年后，我依然覺得它很有意思，就把它寫了出來。”

　　創作實地采訪準備資料

　　對于小說中所寫的日本“墾荒團”一事，很多讀者感覺新鮮，不知是真是假。對此，嚴歌苓解釋說，這段事實是真實存在的。為了創作這個故事，她進行了大量采訪工作，去了日本三次，其中兩次都去了曾到中國“墾荒”的村民所生活的村莊。她說：“日本占領東北時，動員許多村莊中的一半人口遷移到中國東北。當時全世界正處于由于美國經濟大蕭條所造成的經濟低谷，繅絲業是日本的主要出口行業，這時受到了很大影響。移民中國東北是當時日本政府重振國家經濟的措施之一，“墾荒團”就這樣來到了東北。日本農民被政府騙了，因為他們最后發現，所謂墾荒其實就是從中國人手里把良田掠奪過去。” 嚴歌苓說，日本戰敗后，“墾荒團”失去了保護和依仗，于是就像她小說里描寫的那樣，“大逃亡開始了”。

　　據嚴歌苓介紹，她所去的“墾荒”村莊位于日本中部。“我和那些當年被賣到中國人家做兒媳的日本老太太聊天，也查了不少有關的文字資料，發現像多鶴這樣的女孩比比皆是。還有更具有戲劇性的故事，我怕它們太影視化而不愿意寫。當然，我這篇小說是虛構的，和史實夾雜在一塊兒，我還讓故事發生在我父親文革期間勞動改造的馬鞍山，那里都是東北調去的工人，所以即使虛構，也可以把細節寫得比較自信。”

　　嚴歌苓每寫一部小說，都會盡量把資料準備充足。“準備充足了，寫的過程并不長。我去了兩次日本腹地，又去了一次沖繩島，因為那里有兩百多個女中學生死在沖繩決戰的最后時刻，其中很多是自殺的。我去那里的目的，是想更多地了解日本人的民族性，尤其是日本女人的性格。”

　　人物說日語是秘密武器

　　有讀者認為，多鶴長期和張儉一家人住在一起，而沒被外人覺察，這很讓人詫異。比如，多鶴16歲開始親密接觸中國人，可是多少年以后她的行為舉止沒有任何改變，包括走路的樣子等。為了防止被發現，張家應該讓她努力學習和模仿，可是，他們似乎沒有這樣努力過。

　　對此疑問，嚴歌苓說：“我對于那個村子里的日本老太太也很驚異。她們在中國生活了大半輩子，嫁的都是中國男人，可還是講不好中國話。我覺得她們從骨子里是為自己的民族和文化驕傲的。從姿態到說話看，她們都是日本人，但村里人卻說她們很中國化。假如沒人告訴你，你只會覺得某人很怪，覺得她走路怪，說話少，可能你會想到這人有生理缺陷，精神不太正常，但你絕不會想到她是外國人，特別是多鶴這樣外形跟中國人無太大差別的人，特別是在工廠區這樣成分單純的群體里。”

　　嚴歌苓還說，多鶴并沒有完全被中國人的施舍、寬容所感化，悄悄說日本話是她唯一能用來跟小環、張儉爭奪孩子的秘密武器，因為日本話是她和孩子的骨血紐帶，是她和他們真實關系的證據，也是孩子真實身份的證據。“孩子只有保存了他們真實身份的證據才可能追根溯源，有了根源多鶴才能不失去他們。沒有任何母親不自私。多鶴最后才融入了中國，恰是她該離開的時候。”

　　在嚴歌苓眼里，多鶴開始是個求生者，為了生存她作出了最初的妥協。一旦有了孩子，就不一樣了，所有母親都一樣，孩子在哪兒，她的家就在哪兒。“在我了解的日本“墾荒團”的女人中，有些最終也沒回日本，因為她們的孩子都在中國。”

　　《小姨多鶴》出版后受到作家王蒙、文學評論家李敬澤等人的好評。李敬澤認為《小姨多鶴》很好看，“但是讀這部小說卻不止是一次消遣。我們不得不把自己放進去，把我們的記憶和情感放進去，把我們恨的能力和愛的能力放進去，我們不可能無動于衷。這樣的一部小說，它會感動人、觸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