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4月7日電 新加坡《聯合早報》4月7日發表題為《清明節放假與“中華文化標志城”》的文章說，昔時，漢武帝時代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多少窒息了儒學的發展和活力。今日，我們更應取“百家爭鳴，兼尊儒學”的態度，才會使得儒學、乃至中華文化更加發揚光大。

　　文章摘錄如下：

　　今年，中國首次將清明、端午、中秋等傳統節日納入國家法定假期的日子。剛過去的4月4日，是清明節。

　　事實上，清明原本是中國民間習俗，世界各地的華人也多會于清明前后祭拜先人、回鄉掃墓“慎終追遠”，表達緬懷之情。只是清明當天可能拜祭的人數會更多，路上也會顯得更加擁擠。

　　中國官方層面，則多少有了一些變化。除近年來一直舉辦的“清明公祭軒轅黃帝典禮”在陜西省黃陵縣繼續舉行之外，官方媒體也制作了不少與此有關的節目。

　　從2006年中國政府確定第一批“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以來，民間與官方在對傳統文化的保護方面已經在全社會達成共識。但具體到如何操作，如何落實，以及與之相關的對傳統文化到底該置于何種地位，爭論仍然很大。

　　這僅僅是如“文化搭臺，經濟唱戲”般的一個幌子，還是關系到中華民族身份認同、或中國國家形象建立的核心依托？

　　遠的不說，3月9日山東省政協的大會上，政協主席在發言時，倡議在孔子、孟子故鄉的濟寧市范圍內興建“中華文化標志城”，并要求將其納入國家預算。倡議引起的是幾乎一面倒的質疑與抨擊之聲。

　　第二天，有108名全國政協委員簽名反對，更有委員指責這是“利用會場為地方爭取資金”。也有人認為這是以“假古董，偽文物”斂財。其后，相關的當事人和媒體、學者都紛紛發表自己的看法，或澄清和說明一些事實。

　　在此過程中，所謂的正反雙方，即“擁建派”和“阻建派”各不相讓。筆者無意介入雙方爭論，只是以其中主要的分歧，歸納出兩大爭議：

　　第一個層面的問題，是確立所謂“文化標志”有無必要？換言之，即在當代中國，需不需要一個能夠代表國家、且能為國民接受、國際認可的“文化標志”？

　　再者，如果需要，那是什么？孔孟之道能否載動中華文化？

　　不可否認的，在未嘗中斷的歷史中，以孔子、孟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就是中華文明的內核；而孔子等先賢，也就成為中華文化、中國歷史、乃至中國國家的標志。這一點，無論是在海內外的華人自身、抑或外部其他文明看來，都是不太有疑義、或視為理所當然。

　　其實，隨著近30年來改革開放的歷程，中國的社會各界，也包括中共和政府，在自身的實踐中，都既認識到學習西方文化的重要性，也更加認識到傳統思想資源的價值。

　　中共十六大、十七大，都以建設“和諧社會”為重要任務和目標，所謂“和諧”，恰恰就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因為儒家思想自身有很強的包容性和超越性，又與執政黨的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追求等)能夠互相容忍與融合。

　　這個中華民族幾千年一以貫之的精神信仰和文化根基，足堪“中華文化標志”之任。

　　這個層面的問題搞清楚了，那么，其他一些爭論就比較容易解決了。比如第二個疑問：建設“文化標志城”有無必要，是否又在制造一個假古董？

　　當然有此可能，但也不盡然，端看如何規劃、實施。另外，也與我們思維中的一個誤區有關，即多將傳統文化僅僅作為恢復、保護的對象，而非主動地以之作為我們的價值追求而在當代的建設中表達出來。

　　讓我們再看第三個疑問，所謂“地方”假借國家之名謀取自身利益的質疑。

　　前已論及，建設“文化標志城”并非僅是地方利益，而應是國家追求。國家給以投入理所應當，各地大可不必擔憂山東或濟寧獨占利益。其實，有了對孔孟的尊重，我們可以期許，國家還會有對其他的宗教、各地方的信仰、以及不同族群的傳統等的更進一步的認可、尊重和弘揚。

　　僅有國家層面的、將以先秦儒學為代表的思想作為國家的“文化標志”，還是不夠，甚至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危險的。與此同時，還必須有對各種宗教信仰、各地地方文化的尊重、認可和扶植；應允許不同宗教自由傳播，也允許各個地區，亦可以建立自身的“文化標志”，則如“浙江文化標志城”、“陜西文化標志”"等也應允許出現。

　　昔時，漢武帝時代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多少窒息了儒學的發展和活力。今日，我們更應取“百家爭鳴，兼尊儒學”的態度，才會使得儒學、乃至中華文化更加發揚光大。

　　美國宇航員阿姆斯特朗首次登上月球后，說過一句很有名的話：“對一個人來說，這只是一小步；但對全人類來說，這卻是巨大的飛躍。”

　　是的，清明節納入法定假日，只是文化建設的一小步；民主選舉鄉鎮長，也是民主建設一小步。未來的“中華文化標志城”以及諸如此類的設想和實踐，還只是一小步。但讓我們理性對待這一小步，因為，用荀子的話說：“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范今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