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什么研究美國崛起的歷史

　　記者:中國幾千年的政治制度不變,改朝換代卻非常頻繁,而且往往通過戰爭和大破壞；美國從實用角度設計出一個國家,卻在短短200年成為最強大的國家,為什么前者不能持久,后者卻能夠穩固呢?

　　易中天:西方國家政治文化的源頭要追索到古希臘,古希臘是一個海洋國家。而我們中國要追索到商周時代,那是一個大陸國家,一個大陸民族、農業民族創造的一種國家制度和政治文化。

　　農業生產和工商業這兩種經濟方式是很不相同的。大部分國家應該說是農業民族和游牧民族,工商民族是比較特例的。所以我也贊成顧準的一個觀點,希臘的共和制度和民主制度是一個特例,很特殊的。

　　簡單地說,我們現在所謂的西方民主的那一套,比如代議制、選舉制,等等這些東西,比方說大家投票了要立法,這些東西都源于商業活動,沒有一個例外。

　　而我們中國農民,歷來并不反對皇帝。農民只希望皇帝是個好皇帝,別是個壞皇帝。是個暴君就倒霉了,他是個仁君、明君最好。哪怕他糊涂一點不要緊,他派的官員是清官就好,為什么?他需要保護,他自己沒有能力保護自己———馬克思說的,他們是由許多馬鈴薯組成的一袋馬鈴薯,他們必須由上面賜給他們陽光和雨露。所以,一到天下大亂的時候,農民盼望的不是民主共和,他盼望的是真命天子。

　　美國人為什么要建立政府?政府是保護公民個人利益的。

　　為什么要立法呢?是因為商業民主有契約觀念。市場面前人人平等,我們簽一個條約,這個生意就做成了。他用契約來解決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問題,商業經濟關系問題,也可以來解決社會關系問題,這就是法律,法律是這樣產生出來的。

　　所謂議員,無非是公民在政治上的代理人。他不覺得談判和讓價有什么可恥,因為生意人就是要討價還價。討價還價的結果是必須讓步,所以,不同政治利益集團聚在一起立法的時候也是可以讓價的,這才有美國憲法的誕生,美國憲法的誕生被稱為“偉大的妥協”。

　　這種觀念我們中國人有嗎?沒有,我們中國人怎么能夠妥協呢?我們叫做“不向霸王讓寸分”,寧為玉碎不為瓦全,這種觀點產生不了民主共和,只能產生不是東風壓倒西風,便是西風壓倒東風。因為這是農業民族受到游牧民族欺負的時候得出來的一個文化觀念,他沒有商業民族那種天然的讓價、讓步、雙贏,互利。

　　記者:你為什么那么關注美國這個國家呢?還專門寫了本書。

　　易中天:在寫《品人錄》的時候,我認為在中國文化當中最重要的是政治制度和文化,它們是難解難分、互為因果的。在《品人錄》里,就挑選了五個大家熟悉又是悲劇性的人物,試圖揭示在中國文化、中國傳統社會和中國傳統政治制度當中的那些問題。

　　要把我們自己的事情說清楚,必須要有一個參照系:一個就是古希臘城邦式的,再一個就是當代西方的共和制,而共和制度當中最典型的莫過于美國,美國是共和國之父啊,也是世界上第一個完全意義上的法制國家,而且它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成文的憲法。

　　那么我就要琢磨一下美國是怎么回事,剛好發生了伊拉克戰爭,我發現有一個有趣的現象,美國攻克伊拉克并沒有付出很大的代價,兵不血刃就拿下了,直抵巴格達,可以說薩達姆政權是一夜之間被推翻。

　　劉亞洲將軍的文章就曾比較了前蘇聯和美國在阿富汗的戰事———前蘇聯付出很大的代價,美國付出很小的代價。蘇聯打敗了,回去后一個超級大國解體了,美國勝利了又去打伊拉克。那么在這些事件里面我們至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就是,美國這個國家你可以不喜歡它,你也可以批判他,你還可以咒罵它,但是你不能小看他,恐怕當今世界上沒有一個人,會發自內心的蔑視美國,以至于歐洲認為美國總統應該全世界來選,怎么能選小布什呢,選戈爾也不選他啊———可見這個國家舉足輕重。這樣一個國家只有兩百多年的歷史,它是如何崛起的,難道這樣一個國家崛起的經驗不值得我們國家,我們中華民族來借鑒嗎?我們不是也要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嗎,我們不是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嗎,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啊,我們要借鑒它,就要研究它,我的結論是:美國這個國家是一部憲法締造的。由憲法來締造國家,這樣的國家才是真正的法制國家,所謂法制,不是依法治國,而是以法治國,是由法來治國,這才是徹底地告別人治。

　　所以為了弄清這個問題,我就寫了《艱難一躍———美國憲法的誕生和我的反思》,這本書結果賣的不好。(笑)這個時候,再回過頭來看我們中國的歷史,寫了《帝國的終結》,而它的副產品就是這個《帝國的惆悵》。

　　我強調“為人生而學術”

　　記者:你從古典文學到藝術,到美學到心理學,再轉入城市研究和歷史政治,這個過程看起來相當復雜,你當初為什么不直接來搞歷史和政治研究呢?

　　易中天:我不主張把一個人的研究范圍按照所謂專業來畫圈圈。而且我們中國傳統的讀書人,也不畫這個圈。我們古代的先輩、我們的先賢們,他們是沒有這個界限的,這也可以說是一種中國特色。那么我們既然強調中國特色,總要有一部分人保持這個特色吧,繼承這樣一個傳統。實際上人文學科,它就是一個對象,人或者說人類社會,只是你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層面去切入。但最后歸根結底是要打通的,一定要打通的。

　　記者:問題是人文學科分裂了幾十年了。

　　易中天: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笑)。本來學術研究,按照錢鐘書先生的說法,是出于一種個人的興趣,來作這樣一個工作。但是由于社會分工等種種原因,它變成了一種謀生的手段。你把學術研究作為謀生的手段,它本身是學術的不幸,但是不可避免、無法改變,所以我們也不去批評他。

　　但是我覺得一旦一個人有了這個條件,能夠不再為謀生而學術的時候,他應該自由地選擇自己的道路。自由的選擇自己的研究對象,自由地選擇自己的研究課題。因為我要自己選擇,因此我也不去申報各種獎項,基本上我也不按照他們規定的框框去發展,就是求得一個心靈的自由吧。

　　每個人走的路是由自己來選擇的。至少在我們現在的環境下,已經有了選擇自己道路的可能性。對于我這樣一個退休的人,就更具有這樣一種可能性了。

　　記者:這個現象是不是和大學分科有關,就是說整個人文學科的設置,課程、評獎,都是按照這個方向來給的。

　　易中天:對的。確實與這個有關系。但是還是與本人有關系,我也是被他們分到科的,被分到甲乙丙丁,開中藥鋪那個盒子里,但是你可以跳出來。而且中國的大學完全是按照工科、理科的方式進行改造、建設的。現在管理大學的官員全部是學理工科的人擔任的。

　　我有一個觀點:國家領導人可以由學工科的來擔任,各地方首長也由學工科的人來擔任,很好。我并不反對。因為學工科的人有一條好處就是比較務實,講究可操作性,這個是比人文知識分子好的地方。唯獨文化部長、教育部長是不能由他們來擔任的。關于這個問題,我將用專文來進行研究。

　　記者:能夠把學術著作當當隨筆寫,很多人不具備這個功夫。你的敘述方式是怎樣養成的?

　　易中天:我覺得第一是態度,第二是功夫。另外,歷史我還是正說,我沒有胡說八道,我沒有細說。這樣的寫作風格是寫《閑話中國人》開始養成的。現在回過頭看《閑話中國人》,還是一個過渡階段,有過渡的痕跡,在表述上還是一種傳統的學術論文和現在這種寫法之間,里面也有一個探索的過程,最后慢慢寫著寫著就順手了。

　　我老早從讀馬克思的《法蘭西內戰》開始,就有那種想法,為什么學術著作非得按八股文的方式寫呢。我的《藝術人類學》的寫法同一般人寫的那些講義、教材已經是不一樣了,已經有了那個風格,但是那時只是在文字的表述上力求優美,用美文來表述。到了《帝國的惆悵》的時候,連思維方式都變了。

　　即使我用隨筆的思路寫作,我的文章是非常清楚的,邏輯性是很強的,一層一層皮這樣剝下來,周澤雄有這樣一個評論,說我是用推理小說的寫法,每一個結論的給出都伴隨一道利落的劍鋒。推理小說的邏輯性是非常強的,我喜歡讀推理小說就是喜歡它的邏輯性,它是靈魂。而我們現在許多學者的著作邏輯性不強,板著面孔不等于邏輯；另外我寫作的態度是嚴肅的,沒有一點調侃和戲謔,是“嚴肅的態度,活潑的表述”。(張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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