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憶、秦文君、陳丹燕、王曉玉、程乃珊、陳惠芬、竹林、蔣麗萍、王小鷹、殷健靈……都是如今活躍在上海文壇的女作家，上海女性文學創(chuàng)作已呈現(xiàn)群體現(xiàn)象。在昨天舉行的“新時期上海女作家群體創(chuàng)作研討會”上，楊揚等評論家、作家指出，上海的女作家尚未達到巔峰狀態(tài)，像王安憶這樣的優(yōu)秀作家，創(chuàng)作的視野應更加寬廣。

　　群體創(chuàng)作旺盛

　　上海女作家群體有著旺盛的創(chuàng)作力和對生活獨特的敏感力，這既與上海這座城市息息相關，也對中國文壇產生著特殊的影響。上海市作家協(xié)會副主席王紀人表示，相比之下，女性對寫作的專注度更高，上海女作家的創(chuàng)作力和作品產量，常常令很多男作家望塵莫及，在新一代作家中，女性的比例甚至超過了男性。上海作協(xié)創(chuàng)聯(lián)室主任于建明透露，上海作協(xié)會員總數(shù)為1182人，女會員僅有203人，但45歲以下的114名會員中，女會員卻占56人，若將年齡界限降到35歲以下，26名會員中，女會員則多達18人。

　　寫作處于搖擺

　　女作家寫作群體的實力不可小覷，文學評論家楊揚說，上海女作家總體比較有特色，水準也比較高。但若從全國范圍來看，還沒有達到巔峰狀態(tài)。她們的作品不錯，但在全國性的文學大獎評選中，拿獎的并不是很多，社會關注度也還不夠高。可以說是“成也城市敗也城市”。成，是因為她們的作品延續(xù)了上海的生活狀態(tài)，而上海這座城市本來就是受到關注的，上海也給她們提供了足夠的寫作空間和出版機會。敗，一方面是由于城市化進程不同帶來的評價系統(tǒng)的限制，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對城市的想象被既定話語約束了。

　　楊揚解釋說，女性在表達自己的時候，經常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響和制約，比如關注知青，就寫了很多知青題材的作品；懷舊時興，就有了很多懷舊題材的作品；關注文化，就開始探討精神層面；關注底層，就開始寫農民工。城市里的各種話題不斷，女作家的寫作最先受到沖擊，所以經常處于一種搖擺的、不確定的狀態(tài)，從而缺乏震撼人心的作品，“女作家應該堅持自己的寫作而不被周圍的因素毀掉”。

　　不必顧及評論

　　楊揚拿王安憶舉例說，王安憶的作品有她的優(yōu)勢，總是讓人期待，但她的寫作還是有些緊張，不夠開闊。比如她的新作《啟蒙時代》就給人這樣的感覺，“一個好的作家，路應該越寫越寬，像托爾斯泰、羅曼·羅蘭那樣達到絢爛的地步，但王安憶還沒有，她在努力地工作，但還沒有完全打開，似乎處于一種膠滯的狀態(tài)。她的視野還不夠寬，其實她可以寫更多的人，把藝術的想象推到更高更遠的地方。”

　　楊揚覺得，出現(xiàn)這樣的狀況，一方面是王安憶自身的原因，另一方面是很多評論對王安憶創(chuàng)作的影響：“很多評論家以她的作品為支撐批評的支柱，比如說王安憶開始關注底層了，你們還不寫？把她變成批評家的說辭，這對她的創(chuàng)作、想象是一個約束，她的創(chuàng)作受到的影響太多了。”楊揚說，王安憶的作品其實應該對文藝批評有一種沖擊和掃蕩，帶來啟發(fā)性的東西，“不要顧及這些批評，她這樣優(yōu)秀的作家的創(chuàng)作，應該像流水一樣，不應該被約束在那里。”

　　大膽突破瓶頸

　　作家蔣麗萍提出，上海女作家創(chuàng)作的瓶頸問題的確應該引起重視，“這不僅僅是女作家的問題，可能更廣泛。”蔣麗萍說，自從有人提出純文學的概念，相當一部分作家認為作品應當在藝術上獨辟蹊徑，這個選擇被強調過了頭，只要在藝術上有了一些新的東西，對社會意義的追求、對歷史的反思就可以都退到后面，越退越遠甚至刻意遠離，這些作品就有了缺陷，“可以從純文學至上回來一點，把眼光放遠一些，這樣我們的作品就會出現(xiàn)一些新的氣象。”

　　(記者 夏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