陜西政協一副主席提出，公祭黃帝陵應升格為國家祭祀大典；河南鹿邑和甘肅臨洮兩貧困縣花巨資競爭“老子”。面對這爭先恐后“先打文化牌，再唱經濟戲”的浪潮，我們不禁發問——

　　臨近清明節，陜西政協一副主席的提議頗為引人關注：公祭黃帝陵如果交由國家主持，升格為國家祭祀大典，將更能激發中華兒女愛國熱情……而道家創始人老子最近再度“走紅”。繼河南鹿邑縣宣布將于5月20日舉辦“國際老子文化節”后，甘肅臨洮縣近日宣布，計劃投資8000萬元建造“老子文化園”。

　　有趣的是，這系列“文化事件”都是在山東濟寧打出“300億元建中華文化標志城”的旗號后“興起”的。眼見“借古為今”造勢發展之風遍了大江南北，我們不能不予以關注并提出：文化不是頂冠冕堂皇的帽子，即使戴上也不能擋住“淺薄的臉”。

　　靠香火能促動西部開發？

　　黃帝陵，位于黃土高原，被稱為“中華第一陵”。應該說，中華民族的祭祀文化很悠久，在傳統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就“祭黃”而言，古今意義差別迥異。西北大學學者李桂民認為，歷史上黃帝祭祀一是作為對始祖黃帝的祭祀，二是對天神黃帝的祭祀，三是對作為帝王的黃帝祭祀。這種祭祀思想建立在“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之上。應該說，那時封建帝王通過祭祀以祈國泰民安、風調雨順。

　　祭祀是一種精神領域的活動，涉及個人信仰，如果上升為國家意志，那就具備了強制性。信仰這個東西一旦帶有強制性，就會失去其本義。叔本華在《書簡》里說，“強制的信仰只會喚起反感。”因此，這種文化活動最好還是限于民間。如果變為政府行為，就需動用財政的錢。于是乎，這邊熱熱鬧鬧，好一派升平景象；那邊卻是農村失地、校舍失修、民工欠薪……政府會因“該管的問題不去管”而失去公信力。況且“祭黃”大規模舉行是否有“封迷”之嫌？黨政官員廣泛參與是否合適？都值得商榷。

　　毋庸諱言，這幾年“祭黃”確實吸納了不少海外的炎黃子孫回來“祭祖”，對招商引資有促進作用。但打鐵還要自身硬，西安也好，陜西也好，夸張點說，如欲恢復昔日大唐的繁榮，不能靠祭祖宗的香火，而要靠腳踏實地的發展。

　　為何“硬往腳底下墊鐵”？

　　老子姓李名耳，又稱老聃，春秋時期楚國苦縣(今河南鹿邑)人。其《道德經》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哲學經典之一。

　　鹿邑縣年財政收入不到2個億，去年投入近3億元，建設了老子文化博覽園、老子故居等景點。臨洮縣位于甘肅中部，年財政收入剛剛過億。其可發展的產業很多，但不知聽了哪位專家論證，說臨洮是老子晚年隱居和“飛升之地”。于是便置“中國花木之鄉”的稱號于不顧，著力打造“老子飛升地”品牌，規劃“老子文化園”總投資8000萬元，并要與河南鹿邑同期舉行“老子文化節”。

　　小縣城打文化主意，是沒轍找轍，還是像《鄉村愛情2》劉助理一樣“硬往腳底下墊鐵”，以彌補文化先天不足？花巨資建遺址、復古跡，愣想把2000多年前的事整明白，目的何在？“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是老子思想的核心，講的是“和諧”之論，而兩縣所為，是否與當前和諧社會建設相符？“合抱之木，生于毫末”，文化建設豈是一蹴而就的事？！

　　兩個貧困縣大搞“老子文化”活動，讓人油然想起“十八路諸侯伐董卓”——盡管各路諸侯兵強馬壯，但因各心懷詭異，都對傳國玉璽打主意，還是被董卓打敗。如今對借文化唱戲的各地區來說，這個玉璽就是“錢”。

　　哄搶名人誰受益？

　　對于上述諸文化事件，有人作了打油詩極具諷刺之意：“第一故鄉難爭先，想個名目建個園；老子雖非臨洮人，卻是本地來成仙；相比濟寧三百億，八千多萬只等閑；名人搶光錢花凈，納稅之人冤不冤？”

　　看得出來，百姓關注的是納稅人的錢怎么用，是否辦了該辦的事？申請國辦公祭黃帝也好，爭建老子文化園也好，都是用的納稅人的錢。鹿邑更是好“面”，一次投資320萬元新建了25座漂亮公廁，每座12.8萬元。320萬，能改建多少瀕危的中小學校？

　　納稅人的錢到底怎么用？《禮記·大學》中說：“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舒”非舒服，而指節制。提醒各地不要把文化當作幌子，而著眼于其他，既要有節制地使用納稅人的錢，又要有節制地做文化的事，免得讓古人恥笑，今人嘲笑。

　　本報記者　李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