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節完全憑藉中國人發自內心的虔敬，穿越時空、歷經滄桑而盛行不衰。這一事實讓我們不得不正視清明背后的價值觀，認真思考這些看似同現代生活無關，曾一度被拒棄的傳統觀念，到底在當下現實中發揮著怎樣的作用？

　　從今年開始，清明、端午和中秋這些傳統節日被列為國定節假日，屆時全國放假過節。4月4日近在眼前，執著于清明的人們可以有保證地在“正清明”前往陵園祭掃先人，而不用“靠天吃飯”，碰雙休日的運氣。傳統節日列入國定假日，反映了我們對節日的文化價值的重新確認。

　　人類之所以需要節日，是因為節日具有多重社會功能。首先，節日通過變亂日常生活節奏，給日復一日的常規安排了一個非常規的“插曲”，豐富了生活內容，調整了個人心理。然而這種“變亂”，需要采取集體的形式。如果個人心血來潮想吃個粽子、劃個船，那不叫節日。只有當千萬人在同時做出同樣的行為、關注同一件事情，才稱得上過節。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節日具有了深層次的文化功能，可以凝聚集體的價值認同，傳遞民族的文化基因。所以在現代社會，正式節日還必須是國家的。國家代表民族，有意識地通過節日安排，傳遞特定價值觀。一個節日如果獲得國定節假日的地位，意味著將以國家力量來確保這些節日、尤其是其背后價值觀的傳承。由此觀之，一些具體的節日活動，如月餅粽子的可口，劃龍舟的娛樂競技，或者月圓之夜的團聚溫馨等，都不是節日的全部，節日作為文化現象的核心是價值觀。清明的感念先人、端午的崇正辟邪和中秋的親睦家人等觀念，才是這些節日的真實內涵，而與節日相聯系的所有習俗包括物品和活動，都只是使價值觀得以被感受的載體。剝離了所象征的價值觀，節日就失去了靈魂。

　　再具體到清明節。相比中秋異化為以月餅送禮的日子，所謂“吃的人不買，買的人不吃”，端午悄無聲息，粽子差不多成了日常點心，清明在所有傳統節日中“一枝獨秀”：沒有國家支持，不見商家炒作，但卻獲得國人的自發奉行。年年歲歲，4月5日前后，總有成群結隊的中國人扶老攜幼地前去掃墓祭祖。即使在素以新派自詡的上海，“土得掉渣”的清明也能動員起超過700萬的市民，擠著堵著涌向城郊和周邊地區，只為奉上一瓣心香。“生死兩相隔，思念無盡時”。何其虔敬的舉止，何其執著的心靈，何其強大的傳統！可以說，清明節完全憑藉中國人發自內心的虔敬，穿越時空、歷經滄桑而盛行不衰。這一事實讓我們不得不正視清明背后的價值觀，認真思考這些看似同現代生活無關，曾一度被拒棄的傳統觀念，到底在當下現實中發揮著怎樣的作用？比如，相信人死而有知，習慣嗜好一如生前，并祈求先人保佑，確實有古代巫魅的印記；焚燒紙扎的器具人俑，既污染環境，也有悖于現代觀念；在倡導“舍小家，顧大家”的當下，推崇祖宗、強調血脈，似有所不宜。但清明是否只傳遞了消極的價值觀，或者說清明所傳遞的價值觀是否只具有消極的社會功能？答案顯然不會如此簡單和絕對。

　　對生死的好奇，是自覺生命體的本能，即使不完全合于科學理性，但也是人之常情。與其他民族借助神和彼世來安頓心靈的做法不同，古代中國人將對個人生死的追問化入與祖先相關的一系列概念，不但有效舒緩了個人面對生死問答時的心理緊張，還使得一粒無解的形而上種子，結下了生活責任的形而下果實。這種基于個人立場的感恩，完全可以轉為對一切有貢獻于民族和國家的先賢先烈的追思。一旦碰到小家與大家彼此沖突的情境，它更倡導兩者兼顧下的利益平衡。比如處理好小家內部關系，對大家就沒有一點貢獻？當個人的一己私利與家庭利益發生沖突時，強調個人對家庭的責任，不是合理的解決之道？通過思念祖先的生養之恩，激發個人對血脈所及的責任感，就一點無助于增進家庭美德？尤其30年來中國經濟迅猛發展，中國民眾對生活的要求開始由生活水平向生活質量轉變，物質滿足的同時，更渴望增加精神含量，所以今天，感恩、責任、使命等理念的凸顯和強化，正成為一種有中國特色的、區別于一般宗教的升華和超越形式。

　　由此看來，中華民族對現世生活的專注，對家庭的尊崇，對祖先的感恩，對血脈責任的認同，所有這些在清明習俗中清晰可見的價值理念，并非如人們時常哀嘆的那樣“無可奈何花落去”。清明節終于獲得國定節假日地位，明白無誤地告訴我們一個道理：盡管每個時代有其局限，特定時代的價值觀也都會有些偏頗，但時間會緩解或消除時代的偏頗。能夠經受住時間的檢驗，在民族生活中持續存在，潛移默化地影響民族成員的心靈，并外化為個人的日常行為，進而擴大為節日現象，這樣的價值觀在歷史發展的大舞臺上總會站上突出的地位。

　　從這一角度看過去，清明節之列為國定節假日，不是對傳統的簡單復歸，更不是對傳統文化的“拯救”，而是我們對文化之根的體認，對文化生命力的體認，對民族歷史的體認，以及在所有這些體認基礎上對傳統文化的繼往開來。人們可以做的，不僅有合理選擇，還有尊重傳統，與時俱進，充分展現其當代意義。這恰恰是體現文化力的一個重要標志，也是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恒久主題和重要環節。 (顧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