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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位中國前駐法國大使看來，周總理的外交遺產是“看得見、摸得著”的

　　一個小時很快就過去了，采訪中吳建民總是調整坐姿的動作，讓《國際先驅導報》記者有些不安：“您的腰是不是不太好？真不好意思……”

　　“沒有啊，我的腰很好。”在外交學院會議室，吳建民的回答一時讓記者有些困惑。“我講話要看著人家，否則會覺得不大尊重，椅子太重，我只有調整自己。”記者突然想起，剛才這位中國前駐法大使說過，周總理對他影響甚深，包括“平等待人”。

　　1965年到1971年，在外交部翻譯室工作的吳建民，曾經為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等國家領導人擔任法語翻譯。3月4日，身為全國政協十一屆一次會議新聞發言人的他，與《國際先驅導報》的對話就從當年的那段經歷開始。

　　大國總理的氣派

　　《國際先驅導報》：聽說因為早年留學法國，周總理的法語也不錯。給他當法語翻譯，會不會覺得有壓力？

　　吳建民：他可以聽懂，而且能夠聽出來你是不是原原本本地翻給對方，這當然對有的翻譯會有壓力。我還好，開頭有點緊張，但慢慢就適應了。

　　《國際先驅導報》：總理對很多事情都很嚴謹、細致。

　　吳建民：是。有一次我去人民大會堂給他當翻譯，總理露了一面就不見了，那時外賓還沒來，總理哪去了？原來在旁邊房間刮胡子。他對自己要求很嚴。平時看總理，他的衣冠總是很整潔。盡管衣服并不新，但是給人一種大國總理的氣派。

　　《國際先驅導報》：總理這么細致，在他身邊工作也會緊張吧？

　　吳建民：那當然，比如文字上的東西，他會具體到給你挑錯別字。所以外交部報告的文字都比較嚴謹，因為總理如果發現有錯別字，會批評的。

　　《國際先驅導報》：您見過總理發脾氣嗎？

　　吳建民：有的時候總理也發脾氣。尤其對有些外交人員身上的“大國主義”習氣深惡痛絕，他會罵得你狗血噴頭。比如看不起小國，想指揮人家，到人家那里不尊重風俗習慣，嫌人家落后，總理非常非常看不慣。

　　外交藝術充滿魅力

　　《國際先驅導報》：周總理為中國結交了很多外國朋友，您注意到有什么訣竅嗎？

　　吳建民：周總理跟人家談話，都講得很到點子上，不是強加于人，而是講道理，同時把我們立場為什么這樣堅定的道理講得很清楚。

　　我記得一次他會見非洲某國客人，會談從晚上11點到第二天早上5點，6個小時，中間沒有休息。1998年我去法國當大使，當時參與會談的一位該國外交官正好也在法國，他居然還記得當時周總理的講話。為什么呢？該國原來是法國殖民地，獨立后受到法國的壓力，他們就想完全依靠中國。周總理當時就說，我們雖然同情你們斗爭，支持你們斗爭，但到底離得很遠，“遠水救不了近火”。這句話很形象，把很復雜的關系變成一個簡明易懂的比喻，人家會覺得有道理。

　　周總理總能設身處地為對方去著想，很尊重小國。他可以從深夜11點談到早上5點，一個大國總理，又是文革期間，那么忙，對方當然非常感動，感覺中國是真誠的。所以中國和非洲關系那么好，非洲人后來把中國人恢復在聯合國席位當成自己的事情，是偶然的嗎？當然不是。

　　《國際先驅導報》：每個在周總理身邊工作過的人，對他高超的外交藝術都有自己的概括，您印象最深的是哪些？

　　吳建民：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因素，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機遇。我在自己寫的書里提到這樣一件事情：1955年4月16日，在飛往萬隆會議中途，經過新加坡時遇到雷雨，飛機只得迫降，英國駐馬來西亞高級專員麥克唐納聽說周總理來了，提出與周總理在機場貴賓室會面。那時新加坡與中國沒有外交關系，國民黨在當地特務活動也很猖獗，出于安全考慮，同行的人都建議他不去，周總理的態度是，送上門的工作為什么不做？他是前英國首相的兒子，“不做豈不可惜？”

　　總理讓我終身受益

　　《國際先驅導報》：總理的言傳身教對您后來從事外交工作有什么影響？

　　吳建民：舉個例子，我在法國當大使，一個法國大公司頭頭要見我，但他突然有事不能來。他的二把手說，能不能代替他來見我？我其實也可以讓他見我的副手，這在外交上不失禮，但是我說可以呀，結果她很高興，覺得我尊重她。這是一位女士，她后來當了法國核能集團的總裁，很能干，和我們一直關系很好，外交總要考慮機會來的時候不要拒絕。

　　《國際先驅導報》：您曾說對您個人影響最大的是周總理，在周總理身邊工作時就有意識去學習嗎？

　　吳建民：當時年輕，有的理解，有的也不一定能理解，但年輕人記憶力好。我記得1971年11月，我作為中國派出的首批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工作人員赴紐約工作，代表團離開首都機場那天，周總理帶領大伙繞場一周，接受工農兵歡送。我那時是三等秘書，小蘿卜頭啊，要求我們先上飛機，讓領導最后上，我們鐺鐺鐺跑上弦梯，周總理回頭一看，“怎么上去了，還沒和你們握手呢，都下來”，我們就又跑了下來。

　　我當時就感覺，這幾年總理老得真快，頭發都白了。握手時我不由得冒出一句“總理多保重”，他眼睛看著我，很誠懇地說了聲“謝謝！”這是我和總理最后一次握手。這些年來，很多事情過去了，但是總理這個舉動我不會忘。

　　在他身邊工作的6年，當時是一種尊敬的心理。隨著時間的流逝，那些記憶經過自己的思考、咀嚼，慢慢品出其中的道理，化為我們的行動，就是這樣一個過程。(竇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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