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報：書中除了改革開放體會，還有一半是這些年的經商心得，聽說你還有個“中國作家首富”的稱謂，是中國第一個開上寶馬車的作家？

　　張賢亮：這其實是曾經采訪過我的一個記者給我下的定義。90年代中期的時候，他到我創辦的寧夏西部影視城去采訪，當時他就提出了這個稱謂，那時候我的回答是，首先我不喜歡這種排行，其次，中國作家在當時是一個清貧群體，即便說我是中國作家首富，那也就是個丐幫八袋長老。當時文人下海還比較少，我投入的是文化產業，是一個產生高附加值的產業，在當時也起到了一個帶頭示范的作用，所以這個記者說我是作家首富的時候我沒有強烈反對。你看這之后很多文人投入影視，一投資就幾個億，我覺得他們肯定比我有錢。具體到我自己，是不喜歡“首富”這個稱號的，這么說也容易引起人家討厭。

　　新京報：說到示范帶頭，我記得你曾經提到中國文人因為大多局限在一個領域，多是單線思維，你覺得理想狀態下的文人狀態應該怎樣？

　　張賢亮：我一直反對專業作家制度，這肯定不是促進文學生產的制度。

　　新京報：但是當年你下海也是不得已而為之啊。

　　張賢亮：對，當時寧夏文聯沒有錢，我就用我賣外國譯本的外匯存單做了抵押貸款。誰知道1994年政策有變，中央黨政機關以及群眾團體要與‘三產’脫鉤，于是債務就都落到了我身上。為了挽救個人財產，我是被逼上梁山，一不小心成為了一個民營企業家。通過這么多年的實踐，我得出的結論是，文人投入商海，比一般人投入進去的成功概率要大，而且不僅僅是高附加值的文化產業，投入任何產業都一樣，他們憑借文化、藝術眼光，整體的成功率要高。

　　新京報：記得你說你在商海成功所謂的秘訣無非就是在勞改隊時翻過無數遍的三冊馬克思的《資本論》？

　　張賢亮：對，這樣說可能沒人相信，但這真是我在資本運作時的一個關鍵的理論指導，因為書中詳細分析了市場經濟的發展理論與操作規則。作為一個要研究經濟學的文人，我通過《資本論》至少對資本有所了解，我覺得《資本論》可以作為市場經濟的教材。并不是說其中哪句話哪個結論教會了我什么，而是有了一個理論知識基礎，現在很多人對市場經濟就沒有多大了解。

　　3 文學 邊緣化才是常態

　　新京報：坦白說，在改革開放的30年里，不可否認的是，財富越來越受到重視，也越來越容易被人們所追逐。在金錢和精神兩個層面，你怎么看待二者的關系？

　　張賢亮：大家窮怕了，在以前禁欲主義、平均主義影響下，人們覺得越窮越光榮，在這個歷史對比下，現在追求錢很自然。但是我覺得這個現象在最近幾年有所變化，在人們步入小康，生活富足之后，精神的追求有了體現，于丹、易中天的受歡迎就證明人們在意識中尋找自己的精神家園。

　　新京報：文學作品在人們尋找精神家園的途中是否會起到重大作用？80年代的文學熱好像一去不復返了？

　　張賢亮：文學本身在社會生活中就不是必需品，在正常社會它應該處在邊緣化的階段，80年代的文學熱是不正常的。那是因為文學在當時勇闖禁區，出現了性、饑餓、傷痕這樣的字眼，揭露了種種苦難，投合老百姓，成了他們的思想代言人。但是文學本身其實并不應該承擔這樣的職責，目前的狀態是相對正常的。

　　新京報：聽說目前你在寫一部涉及五代人家族史的長篇小說？

　　張賢亮：是正在寫，寫完之后打算寫自傳。等我90歲的時候吧，那時候我就自由了，就可以把現在不可告人的一些話寫出來了。

　　4 人生 凡是擁有的皆是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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