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節前，一部名叫《我叫劉躍進》的賀歲片借作家的名頭火了起來。據說，它有著“打響第一炮”的特殊意義……

　　　

　　引子：

　　春節前，我的短信是這么發的：

　　震云老師，我是您的小老鄉，5年前《手機》那陣兒采訪過您，不知還記得否？這次想找您聊聊《我叫劉躍進》，聊聊“作家電影”，行么？

　　很快，電話打回來了，特和氣：智勇，這一陣我聊得不少了，咱們還聊么？

　　我說：要不，再找角度，還聊吧。

　　劉震云說：好，再找角度，還聊吧。

　　于是就聊了。

　　但是，說再找角度，其實不容易。用劉式話語說，“劉躍進”好比是個汴梁；我的采訪，就是帶讀者去汴梁旅游。既然到汴梁，就繞不過鐵塔、龍亭和包公祠；也不是繞不過去，繞過去了，又干嘛去汴梁呢？

　　或許還有這么一條路：別人帶您看了鐵塔啥模樣，包公祠好在哪；咱讓您看看：為啥鐵塔長成這樣，包公祠里為什么有這么一塊碑，塔和祠旁邊的胡同里都有啥……

　　就是它了，走走看罷。

　　作家電影是怎么一檔子事？

　　記者：現在很多媒體在說，劉震云的賀歲片《我叫劉躍進》是“作家電影”的第一發炮彈。我有點搞不明白這個“作家電影”。按說，作家寫小說然后拍成電影的不少，莫言的《紅高粱》啦，李碧華的《青蛇》啦，他們倆不算“第一炮”，您這個算，那說明這個提法不僅僅是“把作家作品拍成電影”這么簡單……

　　劉震云：我覺得，一個名詞是誰提出來的，很重要。

　　“作家電影”，早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法國就有人提了，是作家提出來的。他們主張，電影是寫作的手段，攝影機是另一種筆，作者就是導演。這種電影非常崇尚個人化、風格化，拍出來以后，觀眾看了想睡覺；睡醒了一覺接著看，還接得上。

　　這次提出的“作家電影”，是電影人提出來的。還不是一般的電影人，是一個掌門人級的電影人：中影集團副董事長韓三平。那它就跟法國的是兩碼事了。

　　記者：電影人提出來怎么了？

　　劉震云：韓總這個提法，可以理解為一個口號，有它的現實針對性。針對的就是中國電影的某些現狀：動輒大場面、大制作、大明星，但內容缺失。如同一盒華麗的月餅，一層層包裝都很精美，但餡是餿的。

　　那么，怎么辦？得從源頭上去抓，抓有營養有內容的劇本。

　　這個口號有幾個具體要求：首先要求好看；其次要寫當下的生活，不能老是秦朝、唐朝的事，銀幕生活與觀眾生活要息息相關；三，用韓三平的話說，要有“深邃的洞察力和卓越的表現力”，要對生活有認識，不能娛樂一下就完了。

　　要說，這四條也是常識，就好像農民必須把地種好一樣，似乎不用刻意講。但從戰略高度提出來，還是很有建設性的。這個口號提與不提，對中國電影來說，不一樣。

　　第一炮打響的背后……

　　記者：既然是韓三平的運籌，或者說是號召，怎么第一炮選您來打響了呢？

　　劉震云：有一次，我和韓總一道去濟南。在車上兩人聊天兒。韓總問，你現在干嘛呢？我說，寫個小說。什么小說？能用三句話說清楚么？問好多導演他們在拍什么，他們說，必須拍出來讓你看，說是沒法說清楚的。

　　我說：不用三句話，三個字就能說清楚：羊吃狼。

　　韓總說：太好了！弄罷！

　　就弄了。

　　劫人，還是劫糧？

　　記者：可聽說韓三平似乎提出了“劫人說”：說是既然好劇本缺，能不能像曹操劫糧道一樣，從根上做起；甚至不劫糧了，開始劫運糧的人。聽說，你是被劫過去的第一位作家？

　　劉震云：我被劫的還是糧食，人還沒被劫。

　　記者：怎么會呢？聽說您都當了制片人了……

　　劉震云：沒有，沒當制片人，那是有些媒體瞎傳的。我的小說很多被改成電影，很多人就覺得我介入影視很深，其實不是。我認識很多拍電影的朋友，比如說馮小剛導演、馬驪文導演。生活中相知，合作起來就節省成本。這個成本不是錢，是溝通成本。他們問：改成電影行么？我回答一個字就行了：行。

　　我對影視不了解，主要靠朋友。

　　司馬遷干了記者的活？　　

　　記者：但很多人還是覺得，你是位特別看得起電影的作家。

　　劉震云：我不光看得起電影，我還看得起戲劇，莎士比亞我就挺看重的。我還看重唐詩，李白和杜甫的詩，還看重詞，蘇軾的詞……

　　記者：“特別看得起”這個詞，我是委婉著轉述的。他們似乎有點別的意思……

　　劉震云：拍好電影跟寫好小說一樣不容易，藝術形式沒有高下之分。重要的是在藝術形式中能不能創造出高明的內容。新聞、報告文學，這兩種形式好像也不被認為是特別高雅的形式，可司馬遷干的，不就是記者的活兒么？

　　《安娜·卡列尼娜》拍好拍壞，跟托爾斯泰沒關系

　　記者：有人說，小說改劇本的過程中，會流失很多東西，而這些東西很寶貴。

　　劉震云：這是種糊涂的說法。電影改小說，小說并沒有損失。小說該是多少字還是多少字，電影已經脫離小說存在了，和作者沒有關系了，是導演的作品。《安娜·卡列尼娜》拍好拍壞，跟托爾斯泰有關系么？沒有關系。把兩件事混著說，很糊涂。

　　記者：似乎還有一種說法：奔著寫成電影腳本的目的而寫，會過于強調動作或者沖突，會傷害文字的品質。

　　劉震云：這也是很糊涂的說法。你想奔著電影去，電影就要你么？每年多少篇小說發表，能改成電影的也是很少的，是很偶然的事。改不改成電影，作品還是那個作品，不會增加一個字，也不會減少一個字，或者說，干嘛要奔著電影去呢？我覺得，倆事不要放一塊兒說。

　　劇本是體操比賽，小說是野地里瘋跑

　　記者：電影這種藝術形式，跟小說的主要區別在什么地方呢？

　　劉震云：小說是“我的事”，電影是“我們的事”。小說就是作者本人構思，寫完就完了；電影是大家合作，導演、演員、服裝、攝影、道具、美工，是大家的事。

　　記者：電影劇本也是一種文本，跟小說的區別在什么地方呢？

　　劉震云：電影編劇有局限，篇幅有限制，一般不能超出90分鐘去，不能出圈。小說沒有局限，寫多長都行。劇本如同體操比賽，出圈是要扣分的；小說如同在野地里瘋跑，愛怎么跑就怎么跑，怎么跑都行。

　　向電影學習：小說最忌諱閉關自守

　　記者：有人評價你這部新作，《我叫劉躍進》，說很有鏡頭感，感覺是個紙上的電影。

　　劉震云：我覺得，如果說電影對我寫小說有影響，這是一種特別好的影響。如果能把鏡頭語言引進小說中來，那小說會有簡潔之美，會有畫面感。尤其是小說中要學習了電影對白，會非常好。

　　有些小說，里頭的對白在“拉大車”，非常啰嗦。“吃了么？”“吃了。”“在哪吃的？”“在鄭州。”“吃的啥？”“肖記燴面。”“放沒放香菜？”……

　　記者：電影對白會怎樣呢？

　　劉震云：電影對白會是這樣：“吃了么？”“吃不下。智勇這人太不是東西。”“我說怎么有個姑娘老在他家門口轉呢”——三句話，信息量很大，隱藏的東西很多，凝練。

　　還有的小說里頭，作者偷懶，對話特別書面，不像人話，在電影里就肯定不行。

　　不光是電影，如果你會詩、詞、戲的表達，對寫小說都有好處。《紅樓夢》里邊甚至有中醫，那藥方還挺靠譜。對一個作者最有好處的事是多學習，小說最忌諱的是閉關自守。

　　有趣與深刻：孔子的辯證法

　　記者：具體到《我叫劉躍進》，還有一種評論：故事太眼花繚亂了，讀者只被故事和人物關系吸引，這種精彩會不會對深刻認識的表達造成障礙呢？

　　劉震云：這種說法也很糊涂。小說第一就要有趣。你再深刻，人家不看，沒用。有趣背后你埋多少東西進去，是你的事。讀者看不看得出來，看出來多少，都沒關系。世界上有兩種書，一種越讀越薄，一種越讀越厚。越讀越厚，就是作者埋的東西多，一遍看不出來，要看很多遍才行。

　　記者：比如說？

　　劉震云：比如說，《論語》。《論語》里邊，就是家長里短，孔子跟他的學生老開玩笑。顏回一簞食，一瓢飲，身居陋巷而不改其樂，這不是家長里短么？說的都是日常的事，但日常的事背后藏著大道理，這就是孔子的辯證法。

　　扎根于悲劇的幽默

　　記者：故事中，劉躍進是河南人。你還表達過，河南人最幽默。

　　劉震云：對。河南在歷史上經受的苦難太深太重，所以河南人有一種根本性的幽默。幽默產生于喜劇，往往是油嘴滑舌式的幽默；幽默產生于悲劇，幽默就是根本性的。

　　記者：用你的話講，“我要的幽默的功效是：哭了之后，轉念一想，又‘撲哧’笑了。過后想起，仍很酸楚。”那這種幽默跟“黑色幽默”不是很接近么？你常說的“擰巴”，跟西方文論中常表述的“荒謬”，又有什么異同呢？

　　劉震云：有相通之處。或者說，是根和梢的關系。黑色幽默，往往是事的黑色；荒謬，往往指人和事的荒謬。我說的擰巴和幽默，往往針對的是事、人背后的理兒。

　　記者：坊間流傳，金圣嘆被皇帝殺頭時，他還不忘告訴兒子，豆腐干跟花生米同嚼，有火腿的味道。這可不可以作劉式幽默的注腳？

　　劉震云：這個例子好。在這個時候，你琢磨，他覺得這個比殺頭重要。這就是產生于悲劇的幽默。

　　河南不是后花園，是坐標系

　　記者：河南對你而言，是一種什么存在？精神后花園，素材庫，還是其他？

　　劉震云：故鄉給我一種世界觀。大小多少，距離遠近，南和北的方位感，都是小時候養成的。好比你進了北京，打聽天安門還有多遠，人告訴你：20公里。20公里！這是從村里到縣城的距離。就是這樣。故鄉是我的參照系，我用它來丈量世界。這種丈量，會使作品有根兒。故鄉給我一種哲學，給我一種認識的方法，從事寫作，說到頭比的是哲學的力量，認識的力量，這也都是常識了。所以河南不是后花園，河北也可以是我的后花園，北京也可以，故鄉是坐標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