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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毛澤東這樣關注，在那個一切都是政治的年代，章含之注定要卷入政治的漩渦之中

　　★ 文/徐慶全

　　1月26日，章含之女士謝世。在厚厚的大紅門所掩蔽的史家胡同51號，充盈了她生前相識或不相識的人的悼念之情。她去世所引起的震動，遠遠超過了25年前去世的她的夫君——盡管喬冠華曾任外交部長，并擁有著名外交家的頭銜和“才子”的美譽。

　　1983年，囿于當時的政治氣候，48歲的章含之為自己夫君的謝世圈定了40個字的“通告”，媒體只能按部就班地刊登；今天，媒體對章含之的報道連篇累牘。這一方面說明我們的確進步了，另一方面也是章含之自身的功勞：她在晚年所出版的《我與喬冠華》《風雨情》《穿過厚厚的大紅門》等作品，使她以章士釗的養女、毛澤東的“老師”、喬冠華夫人等多種身份進入人們的視野——普通人為她的傳奇式的命運感嘆，歷史學家關注她和夫君所籠罩的歷史謎團。

　　私生女•章士釗•毛澤東

　　章含之一生傳奇的帷幕，是從30年代上海灘一個俗得不能再俗的故事拉開的。一個出身低微、年輕美貌的女子與一位富家公子的愛情，使她以私生子的身份入世。母親決心非父親不嫁，而父親也無可奈何，于是，一場賠償官司開堂。母親對父親報復的砝碼是：如果他不要這個孩子，那她就會被送給下等人；而父親則寧愿以金錢抵償也不愿意收留自己的孩子。章含之命運的轉折點就在這一瞬間開始了：作為母親的律師，上海灘大名鼎鼎的章士釗，將她收作自己的養女。

　　章士釗，一個與中國近現代歷史相融合的人物。上個世紀早期，他以“蘇報案”震驚思想界，以北洋政府段祺瑞內閣的司法總長和教育總長聞名教育界，以2萬銀元巨款贈與毛澤東、以鼎力營救李大釗而為中共所激賞，以為被國民黨捕獲的陳獨秀出庭辯護而暴得大名，以上海流氓大亨杜月笙的高級顧問身份而名震上海灘。養父的種種，為章含之日后成為“名媛”鋪平了道路。

　　按照一般詞義的理解，名媛通常與深閨弄詞、知書達理相關聯。而對于成長在新中國的章含之來說，家學的素養和革命的本色必須結合在一起。以政治和革命為價值的取向，使她的命運——不論是婚姻還是政治生命——都與此相關聯。

　　1963年12月，在共和國領袖毛澤東的生日聚會上，章士釗以毛的友人和著名民主人士的雙重身份入席，而此時正在北京外語學院任教的章含之也陪同在座。毛澤東突然提出了要她當自己的英語老師的要求。于是，從1964年元旦后的那個星期日開始，章含之每周到毛澤東那里教英語，每次一個多小時。雖然章含之只當了半年毛澤東的“老師”，但此后她一直在毛澤東的視野范圍之內，她命運選擇的每一個關頭，都能聽到來自中南海的聲音：

　　“文革”開始，章含之所在外國語學院風潮驟起，她給毛的一封信使她成為革命造反派的群眾代言人。此后，毛要她“經風雨，見世面”，她進入8341部隊管轄的農場；1971年3月末，經毛點將，章含之進外交部任英文翻譯，爾后從科員到處長到司長；1973年，在她與喬冠華相戀之后，毛讓她放外當女大使而為她所拒絕；1976年5月，中南海傳出的毛對喬冠華的“借刀殺人”的批評，而終結了喬和她的政治生涯。

　　為毛澤東這樣關注，在那個一切都是政治的年代，章含之注定要卷入政治的漩渦之中。晚年的章含之接受媒體采訪時，多次說過“我迷信命運”的話，這對于有主動性格的人來說，透露出更多的無奈和困惑：對過往歲月里周圍世界的迷惑，對自己人生軌跡的懷疑。

　　兩次婚姻與政治

　　一個具有傳奇色彩的女人，她的婚姻也注定為世人所關注。章含之與喬冠華凄美動人的愛情故事，本身就構成了人生中的一個亮點，而這種婚姻與政治糾結在一起的時候，就更加劇了故事的傳奇性。

　　在與喬冠華結婚之前，章含之有一場失敗的婚姻。這場失敗的婚姻，在戀愛時卻那樣的動人：一個是初中的15歲的小姑娘，一個是北京大學的高材生，相戀8年結合。按理來說，在那個時代，愛情基礎相當牢固，但最后卻勞燕分飛，并演變成今日還在糾纏的話題。 其實，現在再來糾纏雙方誰對誰錯毫無意義，從兩人的性格和當時大的歷史環境來看，即使都無過錯，分手的結局似乎是命運的安排。

　　“文革”前，章含之的夫君洪君彥少年得志，27歲成為北京大學世界經濟教研室主任；而章含之在北京外國語學院也一帆風順，1964年更成為毛澤東的“老師”。這珠聯璧合的一對，如果沒有后來的“文革”的政治因素摻雜在內，怎么說也會白頭偕老。“文革”風暴驟起，影響波及千萬個家庭。作為被卷入這場風暴的每個人，性格即命運的取向就開始顯露。

　　美貌、聰慧的章含之，事實上有著極強的自主性格，而這種自主性格又打上了時代的政治烙印。15歲她可以自主選擇愛情，上大學時自覺要求與她眼中的“舊時代”的養父劃清界限。這種帶有單純沖動的革命價值取向的女子，當文革風暴來臨，如何要求她來承擔自己的夫君是“黑幫”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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