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電影《紅櫻桃》，讓人們了解到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一批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孩子在前蘇聯國際兒童院度過的一段鮮為人知的不尋常的經歷。他們中有毛澤東的孩子毛岸英、毛岸青；劉少奇的孩子劉允斌、劉愛琴；朱德的孩子朱敏；林伯渠、張聞天的孩子；烈士向警予的孩子蔡博、蔡妮；羅亦農之子羅西北等。如今，這群當年一同前往蘇聯的中國孩子中，只剩下了三名幸存者。

　　在中央黨史出版社最新出版的《特別經歷——十位歷史見證人的親歷實錄》一書中，作為三名幸存者之一的當年紅四方面軍政委陳昌浩之子陳祖濤，首次打破沉默，講述了在半個多世紀前那個特殊的年代、非常的環境下所發生的不該遺諸史冊的往事。

　　毛澤東首肯，他們飛去蘇聯

　　1939年的8月末，因為眾所周知“坐騎受驚事件”，周恩來右臂粉碎性骨折，若再在缺醫少藥的延安延誤下去，將落下嚴重殘疾，中共中央決定由鄧穎超陪同他赴蘇聯醫治。恰好紅四方面軍政委陳昌浩亦因久治不愈的嚴重胃病難于正常工作，中央決定也讓他到蘇聯診療。

　　離開延安的日期定在了8月27日，臨行前夕，陳昌浩突然對陳祖濤說：“我想帶你去蘇聯。明天來的要是架大飛機，我就帶你一起走；要是小飛機，你就乘汽車、火車去蘇聯。”當時經歷過根據地生活的孩子都知道蘇聯，那是父輩們景仰的革命圣地，那里的今天，正是中國共產黨人追求的明天，父親要帶他去那里，當然令他喜悅。

　　第二天一早，父親就騎馬帶著他去了楊家嶺。陳昌浩把帶兒子赴蘇的想法告訴了毛澤東，得到了毛澤東的首肯。陳祖濤記得，毛澤東當時還找出幾枚銀元，給了父親。

　　當天降落在延安機場的道格拉斯飛機，有24個座位，陳祖濤可以和父親同行了。同機還有一位經毛澤東同意去蘇聯的孩子，是時任陜甘寧邊區黨委書記高崗的兒子，學名高毅，小名老虎。

　　由周恩來撫養的烈士孫炳文的女兒孫維世，夾在送行的行列中。有人對她開玩笑說：你也跟著養父一起去蘇聯吧。沒想到這一個玩笑竟讓孫維世動了心，她把期待的目光投向周恩來。周恩來說：這事得由毛主席批準。有人隨即牽來了馬，她騎上就奔楊家嶺而去。一會兒，她綻著笑靨回來了，顯然是毛澤東同意了她的請求。

　　當送行的人紛紛走下飛機的時候，跟保姆一起上了飛機的陳伯達的兒子陳小達，突然放聲大哭起來，無論如何不肯下飛機。看著束手無策的陳伯達，周恩來說，既然這樣，就和我們一起走吧。

　　就這樣，飛機載著周恩來夫婦、陳昌浩及孫維世、陳祖濤、高毅、陳小達四個小伙伴，在人們的目送中消逝于天際。他們先在甘肅省的蘭州做了停頓，劉少奇的兩個孩子也已經中共中央同意送往蘇聯，先期等候在這里。于是，4人的少兒團中，又加入了劉允斌、劉愛琴兄妹。

　　由于在新疆迪化(現烏魯木齊)辦理各種手續，6人團延宕到11月才抵達莫斯科，除了年紀稍長的孫維世依自己的意愿去學藝術外，其他5人都進了莫尼諾的第二國際兒童院。

　　轉為蘇聯國籍，據說是斯大林親自簽字特許的

　　當時在第二國際兒童院的主要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孩子，但在陳祖濤等到后不久，就集體轉到了在伊萬諾沃的第一國際兒童院。伊萬諾沃是蘇聯的紡織工業城市，距莫斯科300公里左右。

　　兩個國際兒童院，都是赤色國際救濟會創辦的，收養的都是各國共產黨、工人黨領袖和著名左翼政治家的孩子，據當時的統計有200多人，包括世界31個民族，各種膚色的都有。在國際兒童院的中國孩子的構成可分為三種類型：

　　一是烈士子女，如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傳部部長蔡和森和湖北省委負責人向警予的孩子蔡博、蔡妮，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組織局主任羅亦農的兒子羅西北，中央政治局委員、全國總工會執委會委員長蘇兆征的兒子蘇河清，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廣東省委書記張太雷的兒子張芝明，代理江蘇省委書記趙世炎的兩個兒子趙令超、趙施格，湘鄂贛邊特委書記郭亮的兒子郭志誠等。

　　二是當時中共高層領袖的兒子，如毛澤東的長子、次子毛岸英、毛岸青，劉少奇的長子、長女劉允斌、劉愛琴，朱德的女兒朱敏，還有陜甘寧根據地最高領導人林伯渠、高崗的子女等。

　　三是中共幾批到蘇聯學習的干部在蘇聯生兒育女后，留在那里的孩子，以及與蘇聯人結為夫妻后生育的子女，例如博古的女兒秦吉瑪，張聞天和蘇聯妻子安娜·列昂尼多芙娜·戈爾彬斯卡婭的兒子等。這些孩子一點中文都不懂，更沒有受過中國文化習俗的熏陶。

　　在伊萬諾沃國際兒童院內，中國孩子占到了近百分之二十，所以在兒童院里很顯眼。其次是德國的孩子，有十多個，因為希特勒當政后對共產黨人的鎮壓日趨嚴厲，德共領袖們就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了蘇聯。

　　各國共產黨人的后代的管理，由共產國際負責，例如享受什么待遇，吃、住、教育等等，都由共產國際下指示，甚至是當時共產國際的執行會主席季米特洛夫直接發話。到蘇聯后不久，陳祖濤他們就都轉入了蘇聯國籍，享受蘇聯國民的待遇。外國公民轉成蘇聯國籍，這在當時是件很難的事情，但這批兒童很特殊，蘇聯最高當局都清楚這批兒童的情況，轉國籍據說是經過斯大林親自簽字特許的。

　　“我們活下來了，是土豆救了命。”

　　剛到兒童院的外國孩子，第一個任務就是學習俄語，這是在蘇聯生活和學習的基礎。一年后陳祖濤入學讀書，學校離兒童院不遠，大約幾里路。在學校里，各國的孩子與蘇聯本國的孩子要求是一樣的，學校方面并不因為你是外國人，在學習課程和學習的成績上對你有什么遷就和照顧。

　　不久，陳祖濤加入了蘇聯少年先鋒隊，戴上了紅領巾。蘇聯小學中學是一體的，從一年級到十年級。陳祖濤直接上的五年級，后來因成績優異跳了一級，和中共早期工運領袖郭亮的兒子郭志誠成為同班同學。

　　每天放學回到兒童院，孩子們按年級分班，由兒童院的老師組織輔導學習，并監督完成學校的功課。擔任中國班老師的是韓鐵生夫婦兩人。在中國班里，老師由淺入深地講授中國的歷史文化，中國的傳統習俗，教漢語漢字，并講一些淺顯的革命道理。這樣的課一個星期有兩三次。愛祖國，要追隨父輩置身的革命事業等理念，就是這樣一點點注入孩子們腦海中的。

　　比之父輩們正在奮斗的國內根據地，這里的生活和學習條件是太安逸了。然而剛幸福了不到兩年，希特勒就撕毀了《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對蘇聯發動閃擊戰。德軍兵鋒直逼莫斯科城下，陳祖濤他們很快就嘗到了硝煙籠罩下的殘酷。

　　1943年共產國際取消了，國際兒童院的主管上級轉為蘇聯紅十字會。紅十字會能力有限，只要能維持孩子們的生命，還能繼續使他們受教育，就已經是竭盡所能了。配給食品對正在發育期的孩子明顯不足，一些生活必須品的采集，只能靠孩子們自己的雙手面向黑土背朝天地索取。

　　整個戰爭期間，孩子們大多數時間就靠土豆果腹。在地邊，用洋鐵皮水桶，把剛從地里刨出來的土豆放在里面煮熟，就像人們在《列寧在1918》電影里看到的那樣，把皮一剝，在上面撒點鹽，便大嚼起來。“即便是土豆，也不是可以敞開肚皮吃的。和我年紀差不多的一批孩子，像蔡博、郭志誠、趙施格等等，個子都在一米六多一點。我的父親是一米八幾的大個子，而我只有一米六四。為什么？因為我們正在長身體的時候，卻嚴重地缺乏營養，長期吃不飽。可我們畢竟活下來了，是土豆救了我們的命。”陳祖濤說。

　　許多年后，陳祖濤回憶起來，覺得經歷過這樣的環境和磨練，從中獲取的收益在一生都享用不盡。因為特殊的戰爭環境，孩子們還學到了更多的東西。除了生存自救、學習知識以外，孩子們還進行了軍事戰備方面的訓練。他們學習了戰斗行進、挖戰壕、使用武器、射擊，防空和如何處理沒有爆炸的炸彈，傷員的搶救和受傷后的自救等等。孩子們還參加了獻血，女孩子則在課余時間從事軍用被服的縫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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