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第二次埋首大修筆下全部武俠小說的消息一經公布，即引起公眾廣泛關注。隨著一些主要修改情節(jié)的陸續(xù)披露，金迷論戰(zhàn)隨即展開，并且由此引起部分學者的關注和參與。

　　自1955年2月8日《書劍恩仇錄》開始在《新晚報》的“天方夜譚”欄目中連載，至1972年9月11日《鹿鼎記》在香港報

　　章刊完最后一節(jié)，金庸共創(chuàng)作完成武俠小說15部，這些作品主要刊在報刊上，今多稱其為“舊版”。從1970年起，金庸著手修訂所有作品，至1980年全部修訂完畢，冠以《金庸作品集》之名，遂謂“新版”(也就是內地讀者普見的1994年三聯(lián)書店版)。1999年，金庸重新開始修訂工作，正名為“新修版”(或“世紀新修版”)，在內地交由廣州出版社于2002年底陸續(xù)出版，新修訂工作在去年結束。引起爭論的，正是這“新修版”。

　　幾個月來，論戰(zhàn)從網上蔓延到網下，由《大眾文摘》雜志社聯(lián)合新浪讀書頻道舉行的“金庸修訂版，你滿意嗎”征文活動，在40天內共收到讀者反饋11386條。論戰(zhàn)甚至吸引了一部分學者關注和參與。西南大學文學院教授韓云波日前向記者透露，他所主持的《西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中國俠文化”專欄，將在今年1月號上組織“話說金庸小說修改第三版筆談”，圍繞紛紜聚訟的“金庸再修訂”展開討論。

　　蘇州大學文學院教授湯哲聲明確表示“不贊成金庸小說再次修改”，理由是“文學作品一旦發(fā)表，它就不僅僅是作家個人的財產，而且是社會大眾共有的資產”，而且改寫“就像給自己的‘女兒’重新‘描紅畫眉’，讓她再嫁一次”，他認為修改應僅限于個別不通詞句的梳理和錯漏的訂正，而“小說的情節(jié)和人物確實是不能隨意動的，特別是一些重大的‘關目’更不能動”。浙江省社會科學院越文化研究所研究員、金庸在浙江大學招收的首屆博士研究生之一的盧敦基則不同意這樣的看法，他聲稱，盡管讀者有種種不同意的反應，但作家仍有修改的正當權利，且修改是“作家對自己作品、對今后讀者負責的表現”。

　　韓云波概括金庸此次修訂主要圍繞兩方面展開，一是歷史方面，原有的破綻要補綴，使之更連貫；二是人物性格方面，要更進一步反映真實人性中的復雜，而后者又集中地反映為情感問題，具體到修改中，是在多部作品中顛覆了愛情結局，“過去以團圓結局為主的模式變成了離棄和無奈”。韓云波認為，試圖把自己作品從“流行經典”推向“歷史經典”，才是金庸不斷修改小說的內在動因。他認為金庸小說通過第二版沖擊自我極致、獲得市場認同、進入主流學術殿堂而成為最近十余年來的“流行經典”，目前的第三版以及金庸聲稱“十年后再進行一次大修訂”的豪言，則可看作是要將作品推向“歷史經典”的努力。湯哲聲也從另一個方面表達了類似的意見：“武俠小說發(fā)展至今，雖然讀者極多，地位也提高了不少，但武俠小說作者心中的陰霾始終未去。即使是最受推崇的金庸先生，也認為武俠小說這一文類比起純文學作品來低了一籌，這是他和其他作家心有不甘之處，同時也是他們的盲點。金庸先生花了不少心力修改其小說，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目的是把其小說修改得更接近于‘五四’以來的新文學傳統(tǒng)。”

　　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教授馬睿表示，根據情節(jié)更改揣度金庸的意圖，會發(fā)現他“對理想主義的解構，對人性弱點和世俗性價值觀的寬容，以及貼近現實，寧可煞風景也不提供童話的創(chuàng)作態(tài)度”。在新修改版中，癡情公子段譽屢屢碰壁之后放棄了單戀王語嫣；張無忌向韋小寶靠攏，除了選擇趙敏外，仍期待“五人行”(再加周芷若、小昭、蛛兒)的大團圓，恰恰迎合了世俗中普遍存在的“知難而退”現實和男性多多少少潛藏的“一夫多妻”情結。馬睿認為，金庸的改變，實際是“當下的社會文化氛圍所致”，因為隨著社會關注重心日益轉向經濟和技術，人類社會整體上“走向世俗化，進入后理想主義時代”，現代人認識到“陳義過高的道德要求只能帶來虛偽，人性的弱點、世俗的欲望不再被視為洪水猛獸；片面的理想主義是對人性與社會的簡單化，是對現實的逃避”，而對世俗性的認可反而成為一種清醒，這一點，應得到知識界的更多關注。

　　爭論還會繼續(xù)下去。相較于圍繞在金庸周圍的喧鬧，近年來盡管有了《今古傳奇·武俠版》的迅速擴張，有了所謂“大陸新武俠”的一時振興，有了臺灣著名武俠小說評論家葉洪生頗為推崇的“奇才”司馬翎(在葉氏眼中，其地位尤在金庸之上)的重現江湖——《司馬翎作品集》先期三部《帝疆爭雄記》、《纖手馭龍》、《劍海鷹揚》于近日出版，但武俠小說仍然是落寞的。本報將于近期刊出有關武俠小說發(fā)展前景的討論，敬請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