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變：赴德留學受到學術徹底性的訓練

　　第三次轉變是赴德留學，受到恩師學術徹底性的訓練。

　　1935年9月，根據清華大學文學院與德國交換研究生協定，清華招收赴德研究生，為期兩年。季羨林被錄取。一個偶然的機會，季羨林師從“梵文講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學者瓦爾德施米特教授，成為他當時唯一的從學者，精通了梵文和巴利文。后因二戰，瓦爾德施米特教授赴戰場，于是季羨林又成為吐火羅語國際權威西克教授的唯一學生，得以掌握了世界絕學吐火羅語。

　　季羨林先生記憶力驚人，無疑有天分。但是天分不是季羨林成才的原因。他自己經常說，成功等于天才加機遇加勤奮。而對于季羨林來說，他的成功除了勤奮，還有更為關鍵的因素：嚴謹。

　　1940年秋天，季羨林把畢業論文《〈大事〉中偈陀中限定動詞的變化》基本上寫出來了。為了使論文順利通過，他覺得應該寫一篇有分量的緒論，他花了將近一年的時間，寫出了緒論。教授從戰場回來短期休假，他懷著一番美好的感覺，把論文的緒論給教授看。

　　隔了一個星期，瓦爾德施米特教授在漢學研究所把緒論退還給季羨林，他的臉上含著笑意，最初并沒有說話。季羨林打開緒論一看，上面沒有任何改動，只是在第一行的第一個字前面，畫了一個前括號，在最后一行最后一個字的后面，畫了一個后括號。意思是統統不要。看到季羨林疑惑的眼神，教授慢慢地開了口：“你的文章費勁很大，引書不少。但是都是別人的意見，根本沒有你自己的創見。看上去面面俱到，實際上毫無價值。你重復別人的話，又不完整準確。如果有人對你的文章進行挑剔，從任何地方都能對你加以抨擊，而且我相信你根本無力還手。因此，我建議，把緒論統統刪掉。在對限定動詞進行分析以前，只寫上幾句說明就行了。”

　　瓦爾德施米特還要季羨林花大力氣校對畢業論文，不僅要從頭至尾認真核對論文，而且要核對所有引用過的書籍、報刊。寫這篇畢業論文花了大約三年的時間，季羨林在這三年內從大學圖書館到柏林的普魯士圖書館，借過大量的書報雜志，大概使用過上千種書報雜志，耗費了很多時間，當時就感到十分膩煩。現在還要在短時間內再核對一遍，把借過的書再借一遍，心里要多膩味有多膩味。“然而老師的教導不能不遵行，只有硬著頭皮，耐著性子，一本一本地借，一本一本地查，把論文中引用的大量出處重新核對一遍，不讓它發生任何一點錯誤。”

　　功夫不負有心人，季羨林最后以全優畢業。

　　-常的表現之一：嚴謹真情、真實、真切———假話全不講，真話不全講

　　德國教授做學問的徹底性影響了他的一生。季羨林從內心深處感激這位博士父親。他終于悟出了一個道理：沒有創見，不要寫文章，否則就是浪費紙張。有了創見，也不要下筆千言，離題萬里。空洞的廢話不說少說為宜。后來季羨林自己有了學生，也把這一衣缽傳給了學生。

　　正是由于先生有這種“徹底性”的精神，經過不懈的努力，先生的學術成就涉及社會科學的各個領域，除了國學研究，季羨林還精通印度學、佛學、吐火羅語、中印文化交流、英國語言文學等的學問，成為真正懂得各種洋學問的大學者。

　　以對“糖”的研究為例，糖是一種微末的日用食品，平常大多數人都不會重視它。但季羨林經過徹底的研究得出驚人的發現，從“糖”切入探尋清楚了一千多年的文化交流史。

　　在哥廷根大學留學時，季老已經發現“糖”這個字在西歐各國的語言中都是外來語，來自同一個梵文字sarkarā，這充分說明了，歐美原來無糖，糖的原產地是印度。這樣一來，糖一下子就同他的研究工作掛上了鉤。于是他開始注意這個問題，并搜集這方面的資料。后來，又由于一個偶然的機會，伯希和從敦煌藏經洞拿走的一張殘卷，幾經輾轉傳到了他的手里，殘卷正面寫著一段佛經，背面寫著關于印度造糖法。季老說：大家都知道，敦煌殘卷多為佛經，像這樣有關科技的殘卷，真可謂是鳳毛麟角，絕無僅有。從伯希和起，不知道有多少中外學人想啃這個硬核桃，但都沒有能啃開，最后終于落到我手中！我也驚喜欲狂，終于啃開了這個硬核桃。

　　季羨林先生對“糖”字從英文、阿拉伯文、印度文、梵文到中文考證了個遍，最終還寫就了鴻篇巨著《糖史》。他搞清了為什么最初糖發明于印度，以及“糖”在傳播過程中的來龍去脈，從糖的“小”中，見到的是文化交流之“大”。

　　季老說，寫文章引用別人的著作甚至觀點，是不可避免的，但必須注明出處，這是起碼的學術道德。如果想開辟一個新領域，創造一個新天地，那就必須自找新材料，偷懶是萬萬不容許的。

　　季羨林說：我自知不是大鵬，而只是一只鷦鷯，不敢作非分之想，只能低低地飛。即使是大鵬，要想開辟新天地，也必付出巨大的勞動，想憑空“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其結果必然是一個跟頭栽下來，丟人現眼，

　　而且還是飛得越高，跌得越重。搜集資料，捷徑是沒有的，現有的引得之類，作用有限。將來有朝一日，把所有的古書都輸入電腦，當然會方便得多。可是目前還做不到。我只有采用一個最原始、最笨、可又不可避免的辦法，這就是找出原書，一行行，一句句地讀下去，像沙里淘金一樣，搜尋有用的材料。我曾經從1993年至1994年用了差不多兩年的時間，除了禮拜天休息外，每天來回跋涉五六里路跑一趟北大圖書館，風雨無阻，寒暑不輟。我面對汪洋浩瀚的《四庫全書》和插架盈樓的書山書海，枯坐在那里，夏天要忍受書庫三十五六攝氏度的酷暑，揮汗如雨，耐心地看下去。有時候偶爾碰到一條有用的資料，便欣喜如獲至寶。但有時候也枯坐半個上午，把白內障尚不嚴重的雙眼累得個“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卻找不到一條有用的材料，嗒然拖著疲憊的雙腿，返回家來。經過了兩年的苦練，我練就一雙火眼金睛，能目下不是十行，二十行，而是目下一頁，而遺漏率卻小到幾乎沒有的程度。我的《糖史》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寫成的。

　　他寫《糖史》的目的，是想讓人們都認識到，人類是相互依存、相輔相成的，大事如此，小事也不例外。像糖這樣一種天天同我們見面的微不足道的東西后面，實際上隱藏著一部錯綜復雜的長達千百年的文化交流的歷史。通過糖背后的文化交流，季先生認為，世界文化是世界上各個國家和民族共同創造的，而不是一元起源論。

　　季老對我說，歐洲過去基本沒有蔗糖。歐洲熬糖是用甜蘿卜，即甜菜。只有歐洲南部有少量的甘蔗，沒有什么熬糖的價值。用甘蔗制糖是印度的發明，而把甘蔗制的粗糖加工成細糖即白糖卻是中國人的發明。

　　而中國人的這個發明卻是一次意外。據記載，一個中國人把從印度運來的粗糖放在一個大缸里，安置在墻邊。突然墻上掉下一塊墻皮，正好落在大缸里。這時奇跡發生了。墻皮接觸的那些粗糖，突然變白了，成了細糖。這位中國人依此發現了白糖的制作技術。

　　當然，嚴謹還不只是表現在做學問，也表現在做人。他一生堅持說真話，他對溫家寶總理說自己“假話全不講，真話不全講”，一輩子堅持三真原則：真情、真實、真切，用自己的人格譜寫了另外一類著作。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品質。

[上一頁]  [1]  [2]  [3]  [下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