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悅然 ：“是那種不能倒回的時間與人世的不可為使寫作具有了意義。”

　　與許多“80后”作家相似，張悅然成長于優越的家庭環境，父親是中文系教授。小時候父母對她有很多期望，送她去學過畫畫、學過琴，還讓她接受過書法之類的藝術教育。有些她做得還不錯，但經常是很不投入。當時她非常茫然，不知道自己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她很想告訴父母她不喜歡學這么多東西，只是喜歡坐在那里發呆。后來她知道這是一種做夢的表現，從小最喜歡的就是一個人在那兒做夢。

　　這些夢被張悅然寫進了自己的文章。從14歲起，她開始在《萌芽》《芙蓉》上發表作品。2000年高中畢業的前夕，張悅然獲得了“第三屆新概念作文大賽”一等獎。這個獎，對于很多“80后”作家意義非凡。韓寒、郭敬明等“80后”作家領軍人物正是通過“新概念作文大賽”走上了成名之路。

　　憑這個獎，張悅然本可以保送清華。但由于政策突變，她最后念了山東大學。3個月后，張悅然抓住了去新加坡國立大學留學的機會，在異國過起了留學生活，學的是計算機專業。

　　記錄青春的日子

　　學理科其實是張悅然父親的建議：一方面他擔心張悅然讀《紅樓夢》、讀瓊瑤的書，把小說里面的那片天空當成整個天空，視野狹窄了；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她能走上一條比較穩定的道路。但冥冥中的安排，卻讓張悅然最終還是走上了寫作的道路。

　　新加坡的學習不同于國內，老師與同學間的關系都比較生疏，張悅然在那邊做什么事情都是一個人。那段時間她很痛苦，但也正是那段生活，刺激了她的創作欲望和靈感。“我覺得出國對我的性格影響特別大。在高中的時候我自己造了一個詞，在我的小說里面常常用，就是‘囂厭’，跟傾訴欲有關，跟表達欲有關，有種表達的激情。出國后感覺國外特別靜。對于我這樣一個對語言、文字都敏感的人，必須忍受寂靜是特別大的挑戰。有一段時間我活得很寂寞，一直都挺清閑的。我的性格漸漸變得越來越內斂，特別喜歡用一個詞就是‘沉和’。”

　　雖然學的專業是計算機，但是她逐漸感到自己可能更適合寫作。隨著年齡的增長，感性的東西越來越多，遠遠超過了理性的東西。

　　在新加坡，她終于又回到了寫作的路上。在寫作中她找到了自己的方向，看到了將來的自己應當是什么模樣。寫作撫慰了她，讓她不再六神無主，不再那么孤獨。

　　2003年，張悅然在新加坡獲第五屆新加坡大專文學獎第二名；在《萌芽》官方網站的民意調查中，張悅然先后獲得“最富才情的女作家”“最受歡迎的女作家”等稱號。她被認為是“新概念作文大賽”推出的最具實力和潛力的女作家。2003年，她的個人小說集《葵花走失在1890》由作家出版社出版；2004年，她的長篇小說《櫻桃之遠》、圖文書《是你來檢閱我的憂傷了嗎》、圖文書《紅鞋》、小說集《十愛》等相繼出版。《葵花走失在1890》一書短期內銷售量已達8萬冊。《櫻桃之遠》一書半年內銷售十幾萬冊。她的作品在青少年中引起極大關注，很多讀者在全國各大文學網站上對她的作品連續發表了熱烈的評論。張悅然的小說從少年的成長入筆，洞悉力極強，一絲一扣地把少年成長中的困惑和無助表現得淋漓盡致。許多讀者把她推為最擅長描寫青少年成長過程中思想感情變化的女作家。

　　與多數“80后”的寫作相似，也有不少評論家指出張悅然的作品更多的是在寫個人的生活感受，寫作局限在狹小的生活空間中。與傳統作家比起來，她的作品中社會的廣度與歷史的深度似乎都顯得不足。

　　尋求超越的嘗試

　　2005年春天，張悅然在南洋普吉島，打算去旁邊的皮皮島看當地人怎么在海嘯之后重建家園。那時印尼大海嘯剛剛過去三個月。

　　忽然之間有人喊海嘯來了，張悅然完全傻了。她當時就跟著兩個當地的人往海邊跑。“也不明白為什么要往海邊跑。我當時就在想，海邊會不會出現大船，像泰坦尼克號，所有人都想上船，但是都上不去。但是沒有那樣，島上居住時間長了的人都會變得非常有經驗，都會朝不同方向跑。當地很多人其實是往高處跑，往山上跑，有山洞。但我不認識，我就跟那些人跑到海邊，海浪特別大，一下一下沖過來。我跟著兩個當地的人跳上了一只船，也不知道船是向什么地方去，而且跟他們的語言完全不通，那里是安達曼海，漂流了差不多一夜的時間，然后到了天明的時候才又到了另外一個島，其實那天沒有發生海嘯，而是發生了印尼大地震。那天蘇門答臘島就被淹沒了。”在船上的時候，她并不確定自己是不是能夠逃生，海浪特別大，船顛簸得特別厲害，在那個時候更真切地意識到了人會變得多么的敏感和脆弱。

　　這個經歷讓張悅然思考了很多，也成為她嘗試超越自己以前作品、開始寫作《誓鳥》的靈感來源。

　　《誓鳥》的故事發生在明朝，鄭和下西洋的大航海時代。大臣之女遠嫁南洋，因一場大海嘯喪失所有記憶，為了找到失去的記憶和愛情，僅憑一個遠古的神話，這個女子不斷找尋藏在貝殼中的記憶，經歷生育、病痛、牢獄之苦，最終成為擁有無數記憶的“最富有的人”。

　　雖然歷史在《誓鳥》中只是作為一個背景出現，但為了寫這些歷史，張悅然還是查看了不少與歷史相關的資料。她說：“我并不是從小就對歷史題材很感興趣，但我會在某一段時間對某一個話題非常感興趣。寫《誓鳥》的時候，我對南洋、對海洋、對島嶼、對災難都感興趣，然后我圍繞這些去了解歷史，去周圍的地方看。當時有一本書對我影響很大，是英國人加文·孟席斯寫的《1421中國發現世界》，就是寫鄭和的船隊去南洋的過程。”

　　2006年11月《誓鳥》出版——張悅然用了兩年時間來寫這一本書，“每一句都比原來要難，寫的時候要斟酌很多遍。一個原因是出書的時間變長了，另外是因為我要去寫的、擔當的主題變復雜了。”

　　除了青春和愛情，張悅然這次還努力將歷史融進了小說，這在“80后”作家的寫作中還是非常少見的。《誓鳥》的宣傳中說這是一部告別“80后”之作、轉型之作，但張悅然覺得這還是太娛樂化、標簽化了。“寫這個作品的時候，我并沒有希望超越其他‘80后’作家，唯一想要超越的就是之前的自己。”

　　沒有一年寫好幾本書的經歷

　　2006年底出了《誓鳥》之后，張悅然就再沒寫任何小說了：“很多雜志都在向我催稿，但我這一年里沒有寫過任何的小說，沒有交過任何的稿子。這種情況很多人不相信，他們覺得很奇怪。”

　　商業運作的成功是“80后”作家一夜成名的重要因素，也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很多爭議。2004年前后，張悅然就連續出版了《葵花走失在1890》等六部作品。張悅然有些無奈地笑：“確切說我沒有一年寫好幾本書的經歷。讀者見到我的好幾本書，有的是圖文集的形式，比如《紅鞋》。我覺得這是一種很好的嘗試。書里的照片全是我自己在新加坡拍的，所有的文字是對圖片背景的呼應。另一種情況就是，兩本書都是之前寫的，可能出版社覺得銷路很好，就想繼續出，會有兩本書同時上市的情況，但并不是說兩本書是同時寫的。從《誓鳥》到現在整整一年時間，我只出了文集。”

　　年僅25歲，張悅然便擁有了四卷本的個人文集。不過，創作卻不會隨著作品的結集而止步。如果說以前張悅然關注得更多的是個人的情感，那么現在她已經將感覺的觸角向更廣泛的地方探去，只是與許多人不同，她喜歡用一種更文學化的感受方式與表現手法。

　　張悅然說：“我感興趣的是人在各種階段情感的變化與人的命運。我感覺這些是更加本質的東西。有些人寫和打工有關的文學，這肯定有價值。但這些不是我想做的事情。我可能也會去體驗那樣的生活，去關心某一個群體，但我不會把這種生活得來的經歷直接作為小說創作的資源。如果我的下一部作品還是和《誓鳥》一樣與現實生活關系很遠，但這并不能說明我這段時間沒有體驗生活。可能我為體驗生活做了很多事情，但這些不會在小說中非常直接地呈現。資源和小說之間沒有那么密切的關系。我希望小說有更多的想象力和更多空余的空間，不想它填得很滿。”

　　在乎“曾經存在過”的感覺

　　和張悅然聊天，總能看到她嘴角掛著的優雅的笑。在一些人看來，張悅然很外向，也有人覺得她內向。她朋友不是特別多，但總有那么幾個特別要好的知己。張悅然喜歡與有著共同愛好的人交流，這使她無論是在魯迅文學院不久前召開的青年作家高級研討班上還是作為一個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都感到比較享受。

　　“文學上的朋友和生活中的朋友是兩個概念。生活中的朋友特別親密，對彼此的所有都了解。文學中的朋友則會帶給你一種和文學有關的空氣。加入作家協會不會給我帶來新的寫作方向，也不會對我的創作產生具體的影響，但這個群體里的有些人是我認可的，我喜歡他們的作品，他們給我無形的壓力會變成我創作的動力。另外，我是一個不太有集體意識的人。小學轉過一次學，高中分過班，班級概念都不強。后來到新加坡讀大學，那里都是自由選課，更沒有班級的概念。所以，我很高興加入魯院的青年作家高級研討班，我希望在年輕的時候有這樣一個班級，很多人一起共同學習。雖然時間不長，但這個班在我們年輕的時候曾經存在過，我和這樣一個群體在一起學習過，這種感覺對我很重要。”

　　在《誓鳥》中，張悅然用貝殼做道具，使得原本獨立完整、彼此并行不悖的各章文脈貫通。小說從一開頭的“貝殼記”到最后始終是在尋找貝殼，通過貝殼尋找記憶。“貝殼里會有珍珠，會是一種經過時間、經過大海和沙石的積累，一遍遍摸索之后的一種產物。而且小的時候，我第一次看到大的貝殼，特別像女孩子的首飾盒，應該放女孩子的嫁妝，應該是最寶貴的東西。所以，在小說中我就讓記憶儲藏在貝殼中，把記憶像珠子一顆顆穿起來。”

　　《誓鳥》里對于貝殼中儲藏著的記憶的苦苦追尋，也正象征著張悅然對待文學的態度。對張悅然而言，小說是盛放記憶的容器。（作者：金 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