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位于云南西雙版納中緬邊境的阿卡人村寨，可能隱藏著解讀三星堆千古之謎的文化密碼

　　一個是1986年震驚世界的四川廣漢三星堆考古發現：兩米多高的青銅大立人、巨大的青銅獸縱目面具、四個帶金面具的青銅頭像、四米多高的青銅大樹、六個神秘的輪形器、黃金權杖、六十多支象牙以及數量巨大的玉璋、玉琮等玉石器。

　　這里的青銅人像、動物不歸屬中原青銅器的任何一類。青銅器上沒有留下一個文字。三星堆文化來自何方？

　　一個是位于云南西雙版納中緬邊境、316名村民的曼蚌阿卡人村寨：1996年結束游耕生活，2003年結束刀耕火種生產方式；至今實行原始共產主義的生產制度，村民可以吟誦上溯至58代的口傳史詩。

　　影視人類學者楊干才、王毅夫婦在進行了7年的實地調查后發現，大量的物質證據和非物質線索，指向這兩個地理區隔遙遠，似乎不可及的區域——阿卡人與三星堆文化存在著密切關聯。

　　12月10日，四川廣漢三星堆博物館的一行專家在“南方絲綢之路”的考察中，在昆明觀看了楊干才、王毅“用現存的哈尼族文化解讀三星堆”的相關證據。從事多年三星堆研究的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四川師范大學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段渝，稱之為全新的視覺發現。

　　記錄阿卡人“蛻變”中的意外發現

　　楊干才、王毅本為昆明廣告人，2001年變賣公司后進入曼蚌村寨，7年之間拍攝了200多小時的錄像帶、2萬多幅照片，寫下100多萬字的日記。

　　他們已經會使用阿卡方言。2004年，楊干才從一名外來者，成為村寨的寨老——負責商討村寨大事的“長老會”成員。

　　2006年，楊干才、王毅的紀錄片《蛻變》獲得“2006中國十大紀錄片獎”，入圍阿姆斯特丹國際紀錄片電影節和意大利撒丁國際民族電影節。

　　此后，他們重新回到“現代社會”，一位朋友寄給他們一盤關于三星堆文化的紀錄片，他們看了之后大為驚異。

　　“我們發現阿卡人的文化和民間敘述與三星堆有諸多關聯。”楊干才說，“后來我們趕到三星堆博物館，捧著放大鏡看館藏器物——三星堆博物館至今無法解釋的諸多現象，在我們看來都可以從阿卡人生活的經歷中得到解釋。”

　　12月10日，楊干才在昆明給前來訪問的四川廣漢三星堆博物館的多位研究專家播放了《蛻變》片段，并對三星堆與哈尼文化的關系進行了系統解釋。

　　段渝對楊干才的比對解釋深表贊同，他對在場的記者說，楊干才夫婦的發現讓人有打開天窗之感，很多謎團豁然開朗。

　　據云南大學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所長楊慧介紹，阿卡人是哈尼族的一個支系，也就是一些人稱呼的“愛尼人”，自稱阿卡的他們是跨境民族，分布在中國云南省南部、緬甸東北撣邦、老撾北部、越南西北部和泰國。阿卡使用的語言屬漢藏語系藏緬語支，世代游耕打獵，屬于典型的高山民族。

　　在談話當中，楊干才多次提到，理解到阿卡人與三星堆文化的關聯，完全是一次意外發現。

　　《蛻變》紀錄片是楊干才、王毅從其200多小時的紀錄電影素材中編輯出來的34個版本之一，整部紀錄片完全用本土人對白和鏡頭轉場構成：阿卡人將原始森林點燃，在褐紅色土地上播撒旱稻，在雨季過后收割；有人在瘧疾中辭世；阿卡人用最為原始的方式制作船棺，用吟誦了數千年的口傳史詩將靈魂送回家園；阿卡人的婚、喪、嫁、娶、生、老、病、死，和相伴的各種祭祀，都在影像中存留……

　　對三星堆的“阿卡解釋”

　　三星堆最為人所思忖的是青銅大立人像的奇特相貌和對鳥的崇拜，讓諸多學者思考三星堆來自異文化、異文明作用的可能性。

　　學者們曾猜測大立人可能代表一種失明、掌握文化的知識精英“鼓矇”，代表一種薩滿的神職人員……四川大學博物館館長霍巍認為三星堆是一種受到來自遙遠西亞、中亞影響的文明。

　　這些令專家迷惑不解的事實在楊干才、王毅看來其實十分簡單，因為阿卡人的口傳史詩中已經有明確的敘述——大立人相貌與大鵬鳥的傳說相合。

　　楊干才說：“曼蚌村寨老樟別說，人和鬼曾經居住在一起，人鬼分家后，鬼經常到人的家里搗亂，使人生病，糧食歉收，逼得人無法生活。人就把鬼的所作所為，告到了第一代先祖‘所米俄’那里，‘所米俄’就派了他的坐騎一只叫‘阿吉’的大鵬鳥替他巡視天下，讓鬼不敢到人住的地方。可惜大鵬鳥是一只盲鳥，先祖‘所米俄’為了庇護人類不受惡鬼的侵害，就把自己的眼珠挖出來借給了‘阿吉’。從此任何鬼魂，只要被‘阿吉’的眼睛看見，它將化為烏有，永遠不能復生。”

　　“由于阿卡人從古至今都奉信祖先崇拜，而所有的祖先又沒有具體的形象，大鵬鳥‘阿吉’就成為了崇拜對象、驅趕鬼魂的利器，鳥崇拜與祖先崇拜連為一體。逐步演化為對‘阿吉’眼睛的崇拜；阿卡人至今的房頂兩側都釘有一只木刻的鳥——阿吉，寨門上最多有九只。”

　　楊干才、王毅還發現，三星堆器物原件中，所有的人眼都沒有瞳仁，瞳仁只存在于鳥的眼中。

　　不僅如此，楊干才還舉出一系列令三星堆研究專家瞠目的證據：來自青銅大樹、青銅貝幣、神秘輪形器、黃金權杖、玉璋、玉琮等器物的“阿卡解釋”。

　　三星堆帶掛鏈的青銅貝幣和青銅大樹是另一組讓三星堆研究者費盡思量的器物，諸多學者曾從貝幣的財富屬性、青銅大樹所體現數字觀念和神器觀念著手，去探究這些器物的意義和價值。

　　而在楊干才、王毅看來，這些器物的真正意義，在阿卡人眼中絲毫沒有懸念。“我們在曼蚌小寨期間，曾多次看到寨民們使用‘貝幣’，這種‘貝幣’阿卡人稱‘伍習’。正常情況下主要是用于祭祀，有條件的情況下幾乎任何祭祀都要使用。在曼蚌阿卡人眼中，這種‘貝幣’甚至是一種圣物。每年春耕、秋收到‘米桑籮’(特定的原始樹林、土地)祭祀庇護寨子的土地、樹魂，其中的祭品就有‘貝幣’。對他們來說‘貝幣’非常珍貴，每次獻祭時，只是用刀在貝幣上刮一點點下來。生病或者女人不能正常生育，尼爬(巫醫，一般是女性、有級別之分)會用磨穿的‘貝幣’拴在患者手上、身上，掛在脖子上。對不育的女人，還會用‘貝幣’泡水給她喝。”

　　楊干才認為，從阿卡人世代口口相傳的遷徙史詩，考證遷徙路線、器物、現有文化形貌，可以看出一個完整的三星堆指稱體系。“在云南居住的哈尼族有二十多個分支，其中一支他們自稱為阿卡人，1953年當地政府稱他們為愛尼族，后劃歸為哈尼族。經學術界多年考察認為，他們屬于古代氐羌人的遷徙民族，哈尼族(阿卡人)的祖先原來是游牧于青海、甘肅、西藏高原的氐羌系原始族群，公元前沿江而下，后南遷進入云南。”

　　“阿卡人作為氐羌系原始族群的后裔，其保存完整的文化，可能是解釋源頭文化的一把鑰匙。”他說。

　　楊干才在三星堆出土的一件石邊璋上，看到刻有上下正反的兩組圖案，現有的三星堆解釋是：圖案中兩山之間有一條小船，它載著死者的靈魂回歸祖先遷徙地。他立刻想到自己拍攝阿卡人吉維支的葬禮中，船棺的形制表明它完全是一條具有“功能性”的小船，盡管當地人世居山巒地帶，數百年甚至沒有見過船。

　　他曾就船棺的形制詢問寨子的宗教頭領和寨老，這種船棺的形狀是否有過變化？回答是：樣子是古代傳下來的，永遠不可以改變，如果改了靈魂就回不去了，當然棺材的大小、選用哪種木材，要看死者的身份。

　　楊干才、王毅意識到，船棺等現存器物所暗藏的文化遺跡和文化記憶，或許象征著三星堆作為長江文化源頭一種解釋體系的片段——這種理論可以用來解釋中國長江以南，特別是西南中國甚至延伸至南亞和東南亞的特有民族現象和文化傳統。

　　段渝和廣漢市文物局副局長楊洋在得知這種表述時，表示高度贊同。

　　遷徙詩中的特殊現象

　　楊干才提到他在哈尼族遷徙詩中發現的特殊現象：在《哈尼阿培聰坡坡》中描述過哈尼族在遷徙過程中停留過的五個地方——虎尼虎那、什雖湖、嗄魯嗄則、若羅普楚、諾瑪阿美，其中對“諾瑪阿美又平又寬、抬眼四望見不著邊”的敘述，除四川盆地，其他南方地區很少這種地形。

　　史詩中提到了叫烏木的大首領和四個分管的頭人，而在三星堆出土的青銅像中，也有一尊青銅大立人和四尊戴黃金面具的青銅像，至今阿卡人女人頭飾上也有四個小球，這是為了紀念祖先中的四個頭人。

　　楊干才介紹，哈尼族遷徙詩中提到，哈尼族在諾瑪阿美住了十三代后，在擁有金屬兵器的部族攻擊下大敗，被迫放棄諾瑪阿美，南遷。

　　楊慧認為，在獲得最終的阿卡人與三星堆之間關聯的判斷之前，更多的研究還應該綜合使用考古人類學、體質人類學、文化人類學、歷史人類學的學科方法去獲得更為直觀的證據，但是楊干才、王毅用其扎實的人類學調查已經提供了一個良好的研究基礎。

　　對于楊干才、王毅來說，如果要深究背后的意義，是將“阿卡人的歸于阿卡人”的文化嘗試。“1893年，在南美洲洪都拉斯以西的地方，美國探險家、律師約翰羅德史蒂芬斯和英國藝術家佛德瑞克凱德伍將他們對瑪雅文明的記憶畫下來，帶回美國和歐洲時，全世界為之震驚。當時幾乎所有的考古學家都認為這種強大而璀璨的文明，不可能是當地仍在認為自己是從玉米里面創造出來的土著瑪雅人創造的。一百多年連續不斷的考古發掘，對瑪雅文明的深入研究，終于用事實把創造了這一文明的榮譽還給了土著瑪雅人。”

　　當學者們試圖從中國中原文化、漢族文化、黃河文化，中亞、西亞、北非、猶太文化去解釋處在中國西南省份四川的三星堆文化時，楊干才、王毅的猜想使得人們的注意力出現一種本土轉移，讓人去重讀一個處于邊疆的阿卡村落歷史，以及它文化深層可能隱藏的三星堆解讀密碼。

　　楊干才在從三星堆回來時，購買了一批完整的三星堆微縮模型。他們將再次進入阿卡村寨，和村民分享他們的發現。更重要的是，再次聆聽阿卡人的歷史回憶和可能引發三星堆的本土解釋。(記者 周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