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我曾到江西南昌探望鄧小平，并在鄧小平家中度過了一個難忘的新年。鄧小平的廚藝、卓琳的熱情，與鄧林兄妹的友情，無不令我記憶猶新。

　　元旦南昌探親

　　1972年元旦前夕，我和妹妹大蓉、二蓉從江西省臨川縣到南昌市去看望鄧小平伯伯。我記得那是一個陰冷的冬天，蒼茫的贛江上有一層薄霧，不見船影，遠處的山巒灰蒙蒙的，江邊的草木一片凋零，在瑟瑟的寒風中顫抖。我們來到贛江邊的省委招待所，這是指定的見面地點。

　　聽說鄧伯伯和家人來到江西后，住在南昌步兵學校的一幢小樓里，樓里沒有暖氣、熱水，想洗澡的時候，老人家必須在樓下把洗澡水燒好，一桶一桶提到樓上的衛生間去，很不方便，況且老人在冬天洗澡很容易患感冒。這個問題拖了很久，原江西省委老干部黃知真得知此事，才作了安排，讓鄧伯伯一家人每個周末到省委招待所洗個熱水澡，我來到招待所時，鄧小平伯伯一家恰好在這里洗澡。

　　在招待所的二樓客廳，我們先見到卓琳阿姨和鄧林、毛毛，她們剛洗完澡，正在梳頭。鄧伯伯讓她們先洗，自己后洗。見到卓琳阿姨，我和妹妹心潮難平，熱淚盈眶。卓琳阿姨和我母親肖里在延安時期就是好友，往來很多。鄧伯伯洗完澡出來，見到我們來了，非常高興，可能是因為剛洗完澡，他的臉紅彤彤的，神采奕奕。他講四川話，我們也講四川話，因為我們從小在成都長大，一口鄉音。看望鄧伯伯，一直是我們的心愿。我們家和鄧伯伯家關系很好，兩家的孩子又是一起長大的。我們先報告了江西省革委會副主任劉俊秀，他抗日戰爭時期曾和我父親李井泉同在晉綏軍區工作，通過劉叔叔和鄧伯伯家聯系，我們的愿望才得以實現。

　　鄧伯伯關切地問起我們的工作與生活，我告訴他，我和妹妹1969年來到江西，落戶在父親的老家臨川縣唱凱公社務農，完全靠掙工分養活自己。說到這里，我和妹妹拿出從家鄉帶來的兩條魚，這是鄉親幫忙從我們水塘里捕撈的，還有一些攢下來的雞蛋。我告訴鄧伯伯，這些都是勞動成果，請一定收下，讓全家人嘗嘗。見時候不早了，我們準備告辭，鄧伯伯一聽，馬上說：“今天不要走了，到我們家去住幾天。”

　　在鄧伯伯家過年？省革委可能不同意，我也怕給鄧伯伯一家帶來麻煩。“怕啥子，你們都是些小娃娃，明天就要過年了，咋個能走嘛？”鄧伯伯說。卓琳阿姨也說：“你們大老遠的趕來，話還沒說完呢，跟我們回家去，一塊兒過個年。別擔心，我去給他們說一下，家里能住下。”

　　鄧小平的廚藝

　　就這樣，我們坐著車，來到南昌市郊區的步兵學校。鄧伯伯住的小樓，就在校園里的一個小坡上，四周都是空地，種著莊稼，還有一些樹木。院子的圍墻很高，兩扇大門緊閉。小樓紅磚灰瓦，外觀陳舊。院里有一株桂花樹，還有一些常綠植物。樓房的底層有一個較大的過廳，當中放著一個乒乓球桌，鄧伯伯的小兒子飛飛最喜歡在這里打乒乓球，底層還有管理人員的住房，幾間客房，一間很小的用餐房間、廚房。在小樓后面有一座平房，是堆放柴火和煤塊的地方。鄧伯伯的子女沒來江西前，劈柴和砸碎煤塊的體力活兒，都是鄧伯伯自己干。

　　客廳的右邊有上樓的樓梯，鄧伯伯住在二樓靠前的套房，外間是起居室，里間是臥室。起居室里有一個長藤椅，還有若干椅子，平時一家人喜歡坐在這里聊天，做一些手工活兒，比如織毛衣、縫縫補補。鄧伯伯的兒女也住在樓上，我們去的時候，樸方在北京住院治病，楠楠在外地工作，家里只有鄧林、毛毛、飛飛。樓上還有一間房子，放了很多書。毛毛對我說：“這可是咱家的寶庫，足夠我們看了。”

　　鄧伯伯每天要花很多時間看書，還要看報紙，卓琳阿姨說，他讀了《二十四史》，正在讀《資治通鑒》。通常，鄧伯伯在晚飯前后聽家人聊天，他不愛說話，只是聽別人講。

　　我和妹妹剛剛在小樓里安頓下來，毛毛就來打招呼。卓琳阿姨問我們住下來沒有，被子暖不暖，有沒有熱水瓶，我們說一切都很好，比我們鄉下的家好多了。鄧伯伯說：“你們三個孩子在招待所的時候，好多話沒有說，現在回家了，給我們擺一下。”過了一會，他站起身來：“我今天給你們做飯吃。”正如毛毛在她的回憶錄《我的父親鄧小平》中所寫到：“父母盡可能把家里好吃的東西都拿出來招待這些孩子們。父親還親自到廚房生火炒菜，給他們做米粉肉和醪糟雞蛋吃。”

　　我以前根本不知道鄧伯伯會炒菜。而且炒的菜那么香，那么好吃。那天晚上，我們很晚才吃飯，因為鄧伯伯堅持要多做幾個菜給我們吃。那天他蒸了一盆孩子們愛吃的糯米飯，是用小臉盆蒸的，分量很多，鄧伯伯說：“你們盡管吃，今天吃不完，明天還可以吃嘛。”鄧伯伯知道我們愛吃四川菜，還特意炒了放辣椒的回鍋肉，說是四川人要吃回鍋肉才算打牙祭。在飯桌上，鄧林姐姐打開了話匣子，她的話非常幽默，特別是她學的四川腔，聲調悠長，很有味道。鄧伯伯一家人的歡笑，好像一陣春風，吹散了籠罩在我們心中的悲楚，他們的樂觀精神，給了我們極大的鼓舞。這頓飯，讓我們深深感到回家的溫暖。

　　每逢佳節倍思親。鄧伯伯一家最思念的親人，莫過于樸方。提到他，大家又開始擔心和掛念。卓琳阿姨說，樸方在北京醫院治腿，看樣子是沒法再走路了。我們告訴鄧伯伯和卓琳阿姨，樸方哥哥1965年到四川農村參加社教運動時，住在峨眉山附近的鄉下。母親聽說后，擔心他冬天受凍，特意買了一床棉絮給他送去，父親視察三線建設到峨眉山時，幾次把樸方接到招待所吃飯。鄧伯伯曾說過：“樸方大有我風”，樸方聰明好學，為人厚道，磊落大方。在樸方身上，鄧伯伯和卓琳阿姨寄托了多少希望啊。

　　后來，鄧伯伯還向我打聽了一些江西農村的情況。剛好在此之前，我寫過一份江西農村考察報告，我便把文章的主要內容講給鄧伯伯聽。這份報告主要以唱凱公社為調查對象，敘述了新中國成立后土地的分配和使用，農村階層的變化，農村人口的增長，農業生產方式的改變，農民生活存在的困難。鄧伯伯認為，了解農民的真實想法很重要，農村要進步，還是要靠提高生產力，改善農民生活。他還說，農村的基礎教育很重要，首先要從娃娃抓起。

　　我們在鄧伯伯家住了五天，該回去了。離別的時候，我們真舍不得走。卓琳阿姨拉著我們的手，一再叮囑說：“你們要注意身體，千萬不要累壞了。”她還說：“以后來南昌，到家里來啊。”我們的眼圈都紅了，自從和父母別離后，好多年了，我們都沒有聽到過這樣親切的話語。我們多想有個家，一個溫情的家，是鄧伯伯和卓琳阿姨，在我們最孤單、最困難的時候，給了我們家庭般的溫暖和安慰，令我們終身難忘。

　　雖然在歷史的長河中，同鄧伯伯在江西的見面只是一朵小小的浪花，但歷史是不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消失的。在我們心中，它永遠是值得珍藏的一段回憶。(申再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