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哼一段李鐵梅，哼一段杜麗娘，然后就神思恍惚了。”

　　聽戲的孩子，從小是有秘密的。拍著曲子長大，就不知不覺在板眼節(jié)拍中調(diào)試出獨屬于自己的另外一種節(jié)奏，不急不慌，任世相縱橫，自有一段不動聲色的理由。

　　革命樣板戲一概是京劇聲腔，才子佳人原封不動地棲息在悠遠岑寂的昆曲里，像一個被塵封住的寥落而圓潤的夢想。

　　于丹這些天一直在笑。11月底，中華書局在北京中關村圖書大廈慶祝《于丹〈論語〉心得》出版一周年，該書發(fā)行量近430萬冊。前來捧場的女弟子恭維“老師今天真漂亮”，國際體育總局訓練局局長閻世鐸也自稱是于丹的“粉絲”。于丹在去年一年里創(chuàng)下“《論語》心得”和“《莊子》心得”總銷量600余萬冊的暢銷神話——中華書局不得不專門配備一名編輯協(xié)助安排于丹“排到了明年”的日程。

　　12月2日，于丹的招牌式笑容又出現(xiàn)在北方昆曲劇院《于丹·游園驚夢》首發(fā)式上。

　　于丹：我偏偏被昆曲擊中了

　　中華書局大眾讀物編輯室副主任宋志軍介紹，《于丹·游園驚夢》是于丹今年國慶節(jié)期間在中央電視臺文藝頻道《文化訪談錄》和主持人馬東聊昆曲、賞昆曲的紙質(zhì)延伸產(chǎn)品。

　　于丹在碩士期間攻讀古代文學、在北京師范大學開講“中國古典文學”。這一次講過《論語》再講昆曲《游園驚夢》，也許會少受一點非議。

　　于丹的父親于廉曾師從國學大師唐文治，生前擔任中華書局副總經(jīng)理。出生于書香門第的她自幼喜歡跟隨父親聽戲。“當年的革命現(xiàn)代樣板戲里，男人如郭建光的十八棵青松、楊子榮威虎山上瀟灑英雄、洪常青的烈火中永生；女人如李鐵梅的提籃小賣、江水英的龍江精神、阿慶嫂的壘起七星灶銅壺煮三江……”父親的老唱片里卻是另外一方天地，“男人可以為將、可以為相、可以為儒雅巾生，可以扎大靠、可以戴髯口、可以舞翎子、也可以翩翩一扇開合在手；女人裙紗明艷，珠翠滿頭，玉指纖纖，水袖盈盈，為她們的男人追魂尋魄生死纏綿……”

　　父親唱片里的京劇占了八九成，他偏愛冷澀如言派、余派和程派，昆曲里只有俞振飛、言慧珠、白云生、韓世昌、侯永奎等有限的幾位。“但我偏偏被昆曲擊中了”，“革命樣板戲一概是京劇聲腔，才子佳人原封不動地棲息在悠遠岑寂的昆曲里，像一個被塵封住的寥落而圓潤的夢想”。

　　像大多數(shù)人一樣，幼年于丹最早聽的也是《牡丹亭》，《牡丹亭》里最早入心的就是《游園》。在她看來，《游園》中的唱段如“原來姹紫嫣紅開遍，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頹垣，良辰美景奈何天，便賞心樂事誰家院”，今天聽起來都熟悉得疏淡了，在一個大家都唱著“不低頭，不落淚，咬碎仇恨強咽下，仇恨入心要發(fā)芽”的年代，是何等驚心動魄啊！“我常常哼一段李鐵梅，哼一段杜麗娘，然后就神思恍惚了”，“聽戲的孩子，從小是有秘密的。拍著曲子長大，就不知不覺在板眼節(jié)拍中調(diào)試出心里獨屬于自己的另外一種節(jié)奏，不急不慌，任世相縱橫，自有一段不動聲色的理由。”

　　汪世瑜：你什么時候能在中央電視臺講講昆曲？

　　真正看戲是從上世紀80年代。于丹和她的父母在二十多年前就和中國的昆曲重鎮(zhèn)——浙江昆劇團有良好的關系，“梳著一對刷子辮兒”的于丹在十幾歲時就認識了昆劇巾生魁首、浙江昆劇團老團長汪世瑜——“汪叔叔”稱她“小于丹”。

　　那時候，除了看北方昆劇院的戲，她最盼望的就是上海昆劇團、浙江昆劇團和蘇州昆劇院這幾大劇團進京演出，“他們的笛子一起，就是我的節(jié)日到了，攢下來的獎學金全數(shù)扔在護國寺的人民劇場和前門的廣和劇場里，有多少場就追多少場。”

　　汪先生的《拾畫叫畫》，于丹看了不下十六七遍，“這出戲驀一入眼就看呆了我，那份衷懷投入的癡狂讓我一下子就相信了湯顯祖所謂‘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今年5月，普羅之聲文化有限公司的廳堂版《牡丹亭》在北京皇家糧倉上演，于丹受總導演汪世瑜之邀前去看戲，“六百年古倉，紅氍毹上，水袖幾乎可以甩到我的鼻尖前，我握一杯紅酒，浸潤在這一出我熟悉到呼吸里的大戲……”

　　當時，汪先生就鄭重托付“小于丹”：“你什么時候能在中央電視臺講講昆曲？”中央電視臺《文化訪談錄》制片人馬東說服了和昆曲緣分很深的于丹，在廳堂版《牡丹亭》總監(jiān)制王翔的幫助下，于9月上旬錄制解說昆曲的節(jié)目，并于國慶期間連續(xù)七天播出。

　　白先勇：于丹教授講“昆曲七美”會產(chǎn)生普及效應

　　《于丹·游園驚夢》的封面照片是于丹自己選定的：穿著牛仔褲、將唐明皇《小宴》里的灑金折扇打開一半的她坐在中間，江蘇省昆劇院院長柯軍(英氣勃勃的林沖)在她身左；上海昆劇團副團長張軍(風流倜儻的唐明皇)在她身右；他身邊的沈籦麗扮的不是貴妃，卻是鐘馗待嫁的小妹；林沖身后是一對璧人曾杰和胡哲行妝扮的柳夢梅與杜麗娘；不遠處陳濱的石道姑持著拂塵遙遙相望，“這組‘關公戰(zhàn)秦瓊’般的造型讓我沉迷，我喜歡他們的悲歡離合沒有邏輯地密密匝匝重疊在一起，顛覆了時空，靜靜地凝固著，鮮艷而執(zhí)拗，虛靈而真切。”

　　力推青春版《牡丹亭》的作家白先勇給于丹新書作了簡短的序，稱“‘青春版《牡丹亭》的現(xiàn)象’恐怕也源自于華人世界的青年學子，開始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有了新的憬悟，新的渴求。昆曲的古典美學以及湯顯祖的有情天地，終于深深感動了千千萬萬中華兒女的心”，“然而這股昆曲熱潮如果沒有更進一步的社會普及教育，是難以為繼的”，“于丹教授在中央電視臺繼《論語》講座后及時推出‘昆曲之美’講座，從‘夢幻’開始，最后歸結到‘風雅’，把昆曲美妙傳神音藝俱佳的風貌描述得淋漓盡致。相信于丹教授的昆曲七講，跟她的《論語》講座一樣，會產(chǎn)生廣大的普及效應，對昆曲的推廣發(fā)揚將有巨大貢獻。”

　　在書中，于丹從“深情之美”、“夢幻之美”、“悲壯之美”、“蒼涼之美”、“詼諧之美”、“靈異之美”和“風雅之美”這七個方面對昆曲之美進行了細致解讀。

　　“今天的我們不僅僅是遠離了一個古典的時代，更重要的是失去了一種悲憫的情懷和從容做夢的心境”，“昆曲之美，正在于它可以把浩蕩的悲壯，凝聚在一出戲中呈現(xiàn)為一個永恒不可替代的瞬間。無論是勾勒了臉譜的、凈扮的關羽，不畫臉譜的、末扮的史可法，還是俊美的、旦扮的李香君，他們同樣能夠傳遞出悲壯的情懷。”

　　對“蒼涼之美”，于丹有自己的闡釋：真正有蒼涼之感未必是人生的不幸，它是人生的一種自我意識，是一種生命的反省，它使人保持著一種清靜，保持著自己對人生不足的透徹的反觀，從而獲得對天地萬物的格外的珍惜。這個世界上那些永不妥協(xié)的樂觀主義者，一定是經(jīng)歷過人生浮沉懂得悲觀的人，只有真正被悲觀磨洗之后的人才會擁有一種永不放棄的樂觀精神，因為他知道有太多的東西不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所以這樣的心擁有的是在蒼涼映襯之下的希望，是在蒼涼之美縈繞于心之后能夠表現(xiàn)出來一種達觀。

　　《于丹·游園驚夢》中類似格言警句的提法還有很多，比如：有的時候，戲曲的深情會給我們一種勇氣，一種執(zhí)著，起碼讓你知道，千古情絲，孤寂、困頓，不只你一人。

　　為了突出于丹“昆曲七講”的“唯美和人文氣”，中華書局還特意從著名戲曲人物畫家高馬德先生的作品中選取了二十余幅極富寫意色彩的昆曲繪畫做配圖。但讓責編宋志軍和于丹扼腕的是，高先生在9月22日病逝,他還沒來得及收到他配圖的《于丹·游園驚夢》。

　　林為林：最懂昆曲的不是她，講的最好的是她

　　也許是因為《于丹·游園驚夢》中充滿了類似格言警句的句子，有讀者對于丹提出尖銳批評，認為她“走的還是‘《論語》心得’的路線”，“販賣的還是一鍋華而不實的‘心靈雞湯’，只不過鍋里盛的是《牡丹亭》和《游園驚夢》而不是《論語》”，“甚至書中還充斥著那種過時的余秋雨式大文化散文的氣息。”

　　也有讀者認為，《于丹·游園驚夢》只不過是拿昆曲說于丹的生活態(tài)度和生活哲思，并不會從戲劇本位上對昆曲的普及產(chǎn)生多少實質(zhì)性的幫助。

　　可能早就料到會有這樣的異議，于丹在新書近7000字的后記中專門談了自己的看法：“我相信自己與昆曲是有緣有分的，而且歷久彌珍。這與昆曲是不是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無關，與現(xiàn)在還有多少人聽戲無關，甚至與我要不要去振興它也無關”。

　　于丹希望借助“昆曲七講”大力提倡一種叫“慢活”的生活方式——我們每天可以做一些從容舒緩的運動，比如說打打太極拳，練練瑜伽；過一過環(huán)保的生活，能夠節(jié)約能源，能夠有大段悠閑的時間與家人、與朋友分享。“所有這些健康從容的生活方式就是慢活。但是慢活似乎離我們越來越遠了。人不慢下來，怎么能看見自己呢？不從容怎么來得及做夢呢”，于丹說，“我相信今生有一些美麗的緣定必然相逢，我喜歡有一種生活方式可以叫作‘昆曲’”。

　　“最懂(昆曲)的不是她，講的最好的是她”，浙江昆劇團團長林為林向于丹捐贈了《振飛曲譜》、《兆琪曲譜》等珍貴資料，還捐出了他上任以來該團完成的140多出傳統(tǒng)折子戲錄像DVD。國慶節(jié)的最后一天，每天中午12點半全程守候于丹節(jié)目的林為林發(fā)來短信：“看完你的節(jié)目，我們的演員都練功去了。”

　　在林為林看來，白先勇是親自參與昆曲劇目的制作和推出，而于丹是把昆曲的表演藝術和文學藝術等精美之處既高雅又通俗地傳遞出來，“讓不懂的人能接受昆曲之美，是一個活的教材。”

　　林為林與他的前任汪世瑜，和于丹及其家族有著或深或淺的私誼，但他們一個略顯功利的現(xiàn)實訴求是借助于丹如日中天的影響力來推動昆曲藝術的普及，這也關聯(lián)著他們的藝術理想和職業(yè)生存現(xiàn)狀。但這是否會成為于丹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呢？

　　于丹說：“我只是被時代和文化選擇的小小符號。” (張彥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