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史學家唐德剛博士，于1990年1月至5月間，在臺北北投張學良寓所和亞都飯店采訪張學良，先后錄下11盤錄音帶。張學良辭世后，唐德剛與其助手歷經數年，精心整理錄音資料而成此書。書中記述全部忠實于張學良本人的自述，為讀者提供了一段真實的歷史。

　　我的事情就是到36歲，以后就沒有了。從21歲到36歲，這就是我的生命。

　　人呀，失敗成功不知道，了不起的人一樣會有失敗，我的一生是失敗的，為什么?一事無成兩鬢斑。

　　我不是謙虛，我自己知道。我自己做的一首詩：“白發催人老，虛名誤人深。主恩天高厚，世事如浮云。”張岳公(張群)他總罵我，說這首詩最沒意思。

　　我給我自己下了一個考語。最近有個好朋友見我，我就跟他說一句，我說你不要再說那個話了，英雄?什么英雄，泄了氣的英雄!

　　我年輕時候，做事完全憑我自己，我也沒有跟人商量，有時候很大很大的事，有一兩次我是跟王樹翰商量。我對他還相當的信任，他是我的秘書長，這個人對我也很負責。我從來沒跟誰計較過。全憑我自己。

　　現在想我自己做的那些事情，我年輕時就是驕傲了。經過幾次大事，郭松齡倒戈是個很難度過的事情；我父親的死，是我最難度過的。這都是大事，內憂外患，我都給對付了。后來跟中央的合作，這些事我都做了，我都度了難關，因此，我自己得意得很。我常常自個兒說，翻手作云，覆手作雨，差不多三分天下，北方都交給我了，管理那么些個省，我那時候才二十八九歲呀。

　　我從來不像人家，考慮將來這個事情怎么地，我不考慮，我就認為這個事情我當做，我就做!我有決心的時候，都是這樣決定的：我是不是有私心在里頭?我是不是為我自己利益?我是不是問心無愧?沒有!我問心無愧。我敢跟你說，我做那件事情(西安事變)沒有私人利益在里頭，我沒混過與我自己地位、利益有關的東西，我沒有！假設我自個要地位、利益就不會有西安事變。當時我大權在握，富貴在手，我什么都不要。

　　我的意思是這么一句話：你這個老頭子，我要教訓教訓你！

　　到南京，我真是都準備好，預備死!我這個人就是這么一個人呀，我不在乎的，真是不在乎!就是今天我還敢說這句話。假如國家要用(得)著我，我赴湯蹈火我不推辭！好事我不干，假設那個事沒人能干，我今天雖然90了，我還是想。可是為私人事情，我也不是幫誰私人忙，我完全是問心無愧！

　　西安事變的時候，(有人)說我放了蔣介石是為了給蔣夫人一個生日禮物。別人說“擴大會議”的時候，我是幫蔣介石的忙。不是!是我的主張，我認為他那么做是不對的。

　　我跟蔣介石的沖突，沒旁的，就是沖突這兩句話：他是要“安內攘外”，我是要“攘外安內”。我們兩個沖突就是沖突這點。

　　我跟蔣介石是痛陳吶，蔣介石也罵我，罵得很厲害的。所以呀，蔣介石的那個秘書，叫汪日章，他說，我從來沒聽見有人敢跟他這樣子吵的。我說，這樣下去，你就等于投降呀。蔣介石說，漢卿呀，你真是，你無恥，咱們軍人從來沒有“降”這個字。我說，你這樣做比投降還厲害，不戰而屈人之兵，上策也。你這樣子叫人家不戰就把我們中國一點點吞去，你不等于比投降還不如?

　　蔣介石大罵我呀，他當時看我的情形很怪。他一句話把我激怒了，我真怒了，就因為學生運動時候，他說用機關槍打，我說機關槍不去打日本人，怎么能打學生?我火了，我真火了，所以這句話把我激怒了。

　　我這個人是這樣子，我要是發了火，我誰也不怕的，我發火會開槍打人的。我真怒了，所以我才會有西安事變。我怒了什么呢?我的意思是這么一句話：你這個老頭子，我要教訓教訓你!

　　我現在已經90歲了，我就是這么一個人。我最近我自己發現一個事兒，我的事情是到36歲，以后就沒有了，真是36歲，從21歲到36歲，這就是我的生命。

　　蔣介石這個人，我認為他失敗了。中國現代人物，我最佩服的是周恩來。

　　蔣介石這個人很頑固，很守舊，太守舊了!這么講吧，假設能做皇帝，他就做皇帝了。就這么一句話。

　　說實在的，蔣介石對我，也算相當看得起。覺得我有種?這話倒不敢說，他不能容忍人家挑戰他的權威，我損害了他的尊嚴。

　　我到南京的時候，他們問我，你為什么你要自己來送。我說句不客氣的話，我說所謂首領，就是個泥菩薩呀，我把那泥菩薩已經扳倒了，那我只好把這個泥菩薩扶起來。

　　當時蔣介石親自跟我講：“我不剿共，我不剿共，跟共產黨合作。”不是我當時聽到，我絕不說這話。現在事情已經過去了，我都可以直截了當說的。

　　我跟周恩來見面了，中國現代人物，我最佩服的是周恩來。我們倆一見面，他一句話就把我刺透了，周恩來說，如果你能夠做保證，那我們共產黨呀可以放棄掉這些個事情，我們很希望這樣，你能領導，我們更愿意。我當時答應周恩來了。我說我去說服。我自個太自傲了，我說我去說服蔣介石，我能把他說服了，我負責任，我給你保證，如果你們這個條件是真的，不變，大家說話說了算。他說好。

　　周恩來我們倆說得很確實，他說，如果你真能做到這，我們立刻執行計劃。不過，他說，他要求兩個條件：一個，把陜北這個地方還給我們留著，讓我們的后方家眷在這兒待著；一個，你不要把我們共產黨給消滅。這是兩個條件，其余那我們一切都服從中央，軍隊也交給中央改編。我們當時訂的是這樣計劃。

　　那個時候我們想這樣，說好了，閻錫山、東北軍、共產黨都聯合，三方面軍隊這么擺著，作戰的時候這么擺著，我們絕對跟你，服從你指揮，跟你作戰，合作，都說好。

　　閻錫山這個家伙是老謀深算的，他沒有什么感情，講什么同情不同情的。

　　有人說，西安事變，閻錫山拍了一個電報寄給我，電報里面說叫我殺掉蔣介石。我沒收過這種電報，我不知道，反正我沒看到。

　　西安事變以后，那時候我忙得了不得，應付著四面八方的事情，我都好幾天晚上沒睡覺，后來回到洛陽，我就倒頭睡覺了，太困了。

　　還有人說閻錫山扯我的后腿，我很生氣，好像本來是大家相同的，后來又怪我不對。政治這個事是不一定的，他自個要留個地步，不能那么講，明白嗎？說這話是不懂這個政治。

　　我還曉得，什么事都得想揭穿了!錢大鈞，不是喜歡不喜歡的問題，但是他如果繼續做我的參謀長，就不會有西安事變。簡單說，我那個參謀長，就是蔣介石派來的一個間諜一樣。

　　這個晏道剛是一個好人，是一個老實人，所以蔣介石對晏道剛很氣。其實他(晏)并沒事前發現我的事情，他沒留心，他雖然在這兒也不知道，換句話說，他也沒那么多心，就說，他是老實人么。

　　我這人用人就不同了，我管東三省，我從來不干那些事，我要疑了你，我就不用你，我用你，我就把全權給你。我向來這樣做事。

　　我這個基督徒，你怎么待人，人也怎么還你，那孟子說的話一點不錯：“君之視臣如草芥，臣之視君如寇仇。”你怎么待人家，人家也怎么待你，你用這法待人，人家開始不知道，慢慢就知道了，嗯!人么，當然人家也是人。

　　我現在90歲了，你記住我的話，尤其是年輕人，做事情，我告訴你要緊的兩句話：問心無愧。

　　要還，就把東三省還國家

　　我在東北的家產都扔給日本人了，我在東北的家產有多大？我沒講過，雖然不能說稱億吧，反正也有五六千萬家產，“九一八”以后，日本人把我的家產都要還我呀，他們弄了三列火車把我的東西都送來了，我那些畫都很值錢呀。

　　我跟本莊繁是好朋友，我上日本也是他陪我去的。他給我寫了封信，說你那些東西是我花錢給你包上的，都包得很好，三列火車，送到北京正陽門外車站。

　　我大火呀，我說，你這是在羞辱我呀，我是地方長官，我決不拿自己的東西，要還，你把東三省還國家！這些東西，原來在我家里怎么擺的，你給我照樣擺好，我自己會拿回來。你要不給我拿回去呀，我可給你個羞辱，別說面子上不好看，我全放火燒了，我就在這里燒了，那時候你的臉上就不好看了，你趕快照樣都拿回去。

　　我家原來跟日本的大倉有來往，等到“九一八”后，大倉就出來跟我說，你把你的家產可以托付給我，我給你代為保管。我說，我跟你是以前朋友，但今天我們是敵人，我就是這么倔強的一個人，因為這個，我家里親戚包括父母都罵我說，你這個倔小子。

　　我把我那個堂弟槍斃了，因為他跟日本人勾結。我當然抓到證據呀，沒證據怎么能槍斃他？日本人給他槍，還給他招兵買馬。他這些事都是在我家鄉做的，“九一八”事變了，我雖然不在東北，但我東北還有人呀，是我派去的人把他打死的。

　　后來，那三列火車的東西又拉回去了，本莊繁都拍賣了。所以外頭現在有好多東西，都是他拍賣出去的，都是我的東西，那些畫差不多有幾千件。

　　有一個人，原來是我的部下，那時候他跟我當中校，我本來很想提拔他。那么我到漢口的時候，我就讓他來。一天晚上他來了，我就心里奇怪，怎么白天不來，晚上來呢？我問他為什么，他不肯說，我說你跟我講么。他說是這樣，日本人把他在東北的財產都還給他了，但有一個條件，不能再做中國的事情，不能給中國政府做事情。

　　我說那好了，你今天出去，從今以后我不許你進我的門，我不認識你這個人。你就因為這么點兒錢，你就不做中國人了？我說，我沒想到你是這么一個人。

　　這個人真是可惜了，他的家產比我大，奉天他家是第一。他的父親是黑龍江督軍，那時候要辦一個事情，他捐點地，就有兩個火車站大。東北地方大，講地都論畋講，十畝一畋，一方是多少呢？一方是三十畋，三十畋就是三百畝，他家大概有五萬方。可是他死的時候，連一個銅板都沒有。

　　有人說我不易幟，自己獨立的話，東北可能可以保下來。那我就變成日本的傀儡了。那東北是大呀，可是我們完全在日本人手里，日本人要怎么辦就怎么辦了。日本要干什么呢？對你好嗎？它是要侵吞你呀！

　　我現在90歲了，我也不做政治的事，我還敢說這句話，誰也沒想到我張學良這個人這么樣討厭。我這個人不受操縱的，我有我自己的主意，我有我自己的見解。

　　摘自《張學良口述歷史》張學良口述 唐德剛撰寫 中國檔案出版社2007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