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的新著《帝國的終結》是他對于中國歷史的一種解讀方式，細細品味，不難發現書中對于“封建”本意的理解，對于“天下為公”的“公天下”的理解，對于中央集權的理解，對于官僚制度與官僚社會的理解，都有一些獨到的看法，與他的《品三國》不一樣，它是史論體裁，而不是敘事體裁，因此具有更大的自由度與主觀色彩，讀者需要關注的重點并不在于“故事”，而在于作者對歷史的點評與議論中所閃現的思想火花。

　　帝國，為何如此不堪一擊?

　　公元1911年10月10日晚，湖北武昌的一個軍營里響了一槍。隨著槍聲倒下的不僅是大清王朝，而且還有存在了2132年之久的帝國制度。

　　起義是在倉促間舉行的。我們現在甚至不能確切地知道，到底是誰開了第一槍。然而這一槍的影響和意義卻極其深遠。用佚名《輜重十一營革命史略》的話說，即“是聲一響而專制倒矣”。

　　10月12日，武漢三鎮全部落入革命軍手中。十天以后，即10月22日，湖南宣布獨立，陜西、江西等省繼而響應。到12月初，全國宣布獨立的省份已達十四個之多，約占當時二十二個省(不算被日本侵占的臺灣省)的三分之二。12月29日，宣布獨立的奉天、直隸、河南、山東、山西、陜西、江蘇、安徽、江西、福建、浙江、廣東、廣西、湖南、湖北、四川、云南十七省代表在南京舉行會議，選舉孫文為中華民國政府臨時大總統。一個半月后，即1912年2月12日，隆裕皇太后頒發了宣統皇帝的退位詔書，大清王朝和帝國制度從此退出歷史舞臺。從武昌首義，到清帝遜位，前后只有半年工夫，正所謂摧枯拉朽。

　　有興趣的史料學家盡可以繼續去考證和爭論武昌首義第一槍是誰開的。是熊秉坤，還是羅金玉、金兆龍、蔡濟民?是在工程營，還是在輜重營?但我以為這并不十分重要。因為這一槍遲早是要打響的。當時的大清王朝也好，帝國制度也好，都已病入膏肓，行將就木，只用一個手指頭輕輕一推，就全線崩潰，轟然倒塌，而且一朝傾覆，便再難回春。

　　于是我想起了大秦王朝，想起了帝國制度的這個締造者。的確，兩個王朝的覆滅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即都是起始于偶發事件，都是首先由下級軍官和士兵發難。他們“斬木為兵，揭竿為旗”，結果“天下云集而響應，贏糧而景(影)從”，最后各種政治力量一哄而起將那王朝顛覆。也就是說，賈誼《過秦論》的描述，是可以借用于大清之亡的，只不過不是“山東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而是“黨人與軍閥遂并起而亡大清矣”。秦是帝國時代的第一個王朝，清則是最后一個。兩個王朝的滅亡都是一觸即潰，都是“一夫作難而七廟隳(毀)”，此天意耶?民意耶?

　　表面上看，既是天意，又是民意。

　　秦王朝無疑是被自己滅掉的，因為它實在太暴戾。只要重讀一下《史記》中的《陳涉世家》，就不難體會到什么叫官逼民反，什么叫走投無路，什么叫鋌而走險。用陳勝的話說，反正無論如何都是死(等死)，何不揭竿而起?一個王朝，如果把自己的人民逼到死路一條的地步，或者只有造反起義才有活路的地步，那它離自己的死期也就不太遠了。所以杜牧的《阿房宮賦》說，秦和六國一樣，都是自掘墳墓，因為他們都不知道愛護人民。結論很簡單——“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

　　有證據證明，大清并非中國歷史上最差的王朝。最差的恐怕是晉，清至少過得去。實際上有清一代，無宦官擅權(如明)，無外戚亂政(如漢)，無山河破碎(如晉)，無藩鎮割據(如唐)，無王綱解紐(如隋)，無民不聊生(如秦)，也沒有大面積的國土淪喪(如宋)。清代也有禍亂，但多為邊釁，且未動搖國本。清，當然也有弊端，也有問題，也有不得人心之處，卻未必像人們想象的那樣糟糕，那樣罪該萬死。

　　然而，當武昌首義，湘省獨立，舉國上下風云激蕩，清廷皇室一籌莫展時，卻幾乎沒有一個人愿意挺身而出，拉朝廷一把。不但最有可能“光復武昌，中興王朝”的袁世凱“挾寇自重”，趁機要價；其他鎮守一方的封疆大吏也都見死不救，作壁上觀；誰也不管北京城里那孤兒寡母的死活。武昌首義后不到兩個月，就有十四個省份宣布獨立。可見這些省的軍民官紳，已將大清王朝視若沉船，只有人棄船逃生，甚至“趁火打劫”，卻無一人救難。于是星星之火，至于燎原，一夫之難，竟成滅頂之災。

　　有一個細節也許很能說明問題。武昌首義的那天傍晚，工程營的隊官羅子清和熊秉坤曾經有過一次談話。羅子清說今天外邊的風聲很是不好，問熊是否知道。熊回答“聽說三十標今晚要起事”。羅子清問起事者是否“孫黨”(革命黨)，熊秉坤答：“現在各會黨都信服孫文，信服他就是孫黨。”而且，熊秉坤還告訴羅子清，如今民智日開，大家都痛恨專制，擁護共和。這次八鎮一起，各省就會響應，所以一定能成。羅子清聽罷竟說：“秉坤，今晚我有事，不在營內，你們好好維持吧。”說完便溜之大吉，實際上是自動交出了軍權。

　　這就印證了湖廣總督瑞澂的說法。此人在起義發生之后沒多久，就攜帶家眷逃到了楚豫兵輪上，并在當天深夜向內閣、王大臣們發出密電說：“軍隊已懷二心，即未盡變，亦似全信邪說，不肯相抗。”本來，作為臨陣脫逃的疆臣，瑞澂自然要極力推脫罪責，但這話倒未必盡是不實之詞，頂多略有夸大而已。

　　因此有史家斷言：大清已“民心盡失”。

　　大清為什么會“民心盡失”?

　　不能說大清王朝早就失去了人心，也不能說它的“國難”從來就沒有人救，更不能說這種見死不救，僅僅是出于滿漢之間的民族仇隙和幸災樂禍。1851年7月，洪秀全領導的“拜上帝會”在廣西金田起義，兩個月后即攻克永安，建立“太平天國”，冊立諸王。次年又突圍北上，于1853年初攻克武昌，同年3月占領南京。江南一帶，亦次第失守，正所謂“一夫作難，星火燎原”，大清王朝遭到沉重打擊。從1851年到1864年，十三年間鼙鼓動地，烽煙四起，神州板蕩。太平軍轉戰南北，攻城略地，所向披靡，將戰火蔓延到十六個省份，六百座城池，而且迫近天津，問鼎京畿，差一點就把大清變成了大明。

　　當此危急存亡之際，各地軍民官紳卻并沒有坐視不管，袖手旁觀，更沒有趁亂而起，瓜分天下。身為漢人的曾國藩，以卑微之職，起而“勤王”，靠著不過是些民兵鄉勇的“團練”，建立起一支強大的軍隊(湘軍)，屢敗屢戰，九死一生，終于為大清帝國扳回敗局。事實上，在這次戰爭中崛起的“中興名將”，無一不是恪守孔孟之道的漢族士大夫，如李鴻章，如左宗棠，如胡林翼。漢人，并沒有不把大清看做自己的王朝。

　　那么，這一次，怎么就沒人做曾國藩呢?

　　袁世凱不做曾國藩，自有他個人的原因——做“中華民國”的大總統，當然比做“大清帝國”的什么名臣更有吸引力。其他人不做曾國藩，則另有緣故，同情革命即是其中之一。武昌首義之后，朝廷曾有意調新軍第二十鎮南下征剿，該鎮的統制(師長)張紹曾卻召集會議說：“湖北之變，為鏟除專制，實現共和，以此倡議號召天下，凡屬同胞，都會支持。”如果貿然前往鎮壓，必定是“勝則自殘同類，敗則死無指名”。結果是，這位清軍將領不但不去打革命黨，反倒于10月29日在灤州發動兵諫，提出十二條政綱，逼清廷讓步。當時的民心，由此可見一斑。

　　這可真是此一時也彼一時也。盡管武昌首義的1911和金田起義的1851都是辛亥年，但兩個“辛亥”并不可“同日而語”。此辛亥不是彼辛亥，孫中山也不是洪秀全。孫中山和辛亥革命代表的，是能夠給中國人民以希望的共和理想，洪秀全則不然。因此，如果讓那些憂國憂民的有識之士在大清帝國與太平天國之間進行選擇，他們寧愿選擇前者；在大清帝國與中華民國之間，他們卻可能選擇后者。

　　大清之失不在政治而在制度

　　實際上大清的民心之失正在于此，即不失在政治而失在制度。共和思想的傳播，使國人第一次知道，原來世界上還有另一種制度，我們也還可以有另一種選擇。這就是共和，就是憲政，就是民主。大清王朝既然與專制制度聯系在一起，那么，其亡也不足惜。如果大清有自知之明，能反躬自省，迅速改制，實施變革，倒也罷了，偏偏它又反應遲鈍，一味拖延，出爾反爾，毫無誠意，屢屢失信于民。那么，請問還有誰愿意來救助這個“扶不起來的劉阿斗”呢?

　　顯然，無共和思想，則無武昌首義；無武昌首義，則無大清之亡。如此說來，大清之亡，豈非亡在制度?

　　事實上，清之亡也不同于秦之亡。秦之亡是王朝之亡，清卻不是。作為一個王朝，它并沒有到氣數已盡的程度。民生狀態既不至于“官逼民反”，實際執政的慈禧太后也非“亡國之君”。秦之亡因于暴政，清也不是。當然，作為專制王朝，大清自然不乏暴戾之處(如文字獄)，但未必暴于諸朝(如腰斬之刑即為清人所廢，光緒三十一年又廢凌遲)。然而秦亡以后，它開創的制度并沒有隨之消亡，反倒延續了兩千多年，以至于“百代都行秦政治”，清卻把這個制度一并帶入墳墓。所以，清與秦，也不可同日而語。秦，雖死猶存，它亡得悲壯；清，回天無力，它亡得窩囊。

　　也許，只有殷之亡和周之亡可以與它相提并論。殷之亡是文化之亡，即人文文化戰勝了巫鬼文化；周之亡是制度之亡，即帝國制度替代了邦國制度；清之亡，則兼二者而有之，既是文化之亡，也是制度之亡。

　　帝國制度為什么會亡?

　　從某種意義上說，帝國是自己把自己殺死的。實際上帝國制度自其創立之日起，就為自己留下了隱患，埋下了禍根。只不過因為一直缺乏徹底變革的外部環境，才延綿了兩千多年。但到了辛亥革命前夜，大清王朝已內外交困，諸多弊端已積重難返。面對新的文化與制度，它既無招架之功，更無還手之力，還沒有自救之路。于是武昌首義第一槍，就成了壓死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

　　但是，帝國制度為什么會延續了那么長的時間，而且如無西學東漸，還不會壽終正寢?一種制度得以誕生并表現出效能，必有諸多方面的原因；而一種新的制度要代替舊的制度并獲得成功，也需要經濟、社會、文化、歷史許多方面的前提和條件。帝國制度被廢除后，我們民族并沒有立即走向共和，而是走過了艱難曲折的道路，并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就證明了這一點。

　　摘自《帝國的終結》易中天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年11月版2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