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子龍

　　毛主席的“大管家”

　　葉子龍是主席的五大秘書之一，他和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江青不同之處是，他是主席機要秘書，同時又是中央軍委機要室主任。

　　葉子龍是湖南瀏陽人，1930年13歲時參加紅軍。1935年10月任紅一方面軍機要股長，1936年紅軍東征，機要股升格機要科，他任科長。從此由他直接送電文給主席，與主席認識。以后幾十年里他一直在主席身邊從事機要工作。轉戰陜北時還出任昆侖縱隊的參謀長。

　　我剛到主席身邊，一天主席對我說：“找葉科長來。”我對主席的湖南口音還缺乏辨別能力，“葉科長”聽成“煙口袋”。我心想，主席現在不抽旱煙，要煙口袋干什么？而且我也沒聽說過他的煙口袋放什么地方。我不敢也不好意思反問主席，只好回值班室問李銀橋等老同志。“銀橋同志，主席要我找煙口袋是怎么回事？”我小聲問。

　　李銀橋笑了：“主席在延安時就不抽旱煙了，怎么又想起要煙口袋呢？”馬武義說：“一定是你聽錯了，我去問問主席。”很快馬武義回來了，他得意地說：“我說你聽錯了吧，主席說‘叫葉子龍來’，你聽成了‘要煙口袋來’，差了十萬八千里！”

　　他倆哈哈大笑，我也不好意思笑了。“好，我去找葉科長。”

　　剛要去找葉子龍，他來了。馬武義馬上把剛才的事對他說了一遍。葉子龍也笑了，用手指著我的腦袋：“你這個小東西，以后要注意，不然還會出笑話，更主要的是會誤正事的！”說完朝主席房間走去。

　　一天下午，葉子龍帶來兩個女孩子。他見主席正在房間辦公，便大聲喊道：“主席，你看誰來了？”“啊，我的嬌娃回來了！”主席大步來到小姑娘面前，抱住她一邊拍后背一邊高興地說：“嬌娃，爸爸好想你呀！”“爸爸，我也好想你呀！”小姑娘依偎在主席懷里小聲說。

　　這時我才知道這是主席的女兒嬌嬌。葉子龍這幾天沒在家，原來是到外地接嬌嬌去了。

　　大家都為父女團圓而高興。這時葉子龍小聲對主席說：“賀怡同志也來了，是否見一見。”“當然要見，請她來。”主席痛快地說。葉子龍又去請賀怡去了。

　　他請主席來打牌，主席也“耍賴”

　　1949年12月26日，是主席的生日，當時我們都在莫斯科郊區的別墅里。由于中蘇會談尚未打開局面，主席心情不好。這一天，經葉子龍、汪東興、師哲等籌劃，吃了長壽面，看了電影。晚上主席回到自己房間。葉子龍、汪東興、師哲等正在玩撲克，葉子龍問我，主席干什么呢？我說練字呢。他讓我叫主席也來玩撲克。我知道這是葉子龍想讓主席休息一下。

　　“主席，參謀長說請你去玩撲克，就缺一個人了。”我怕主席不來，只好說缺他一人。主席一笑說；“這么嚴重，非我莫屬了！好，我只能出山了。”

　　葉子龍等見我把主席搬來了，馬上重新組局，葉子龍和汪東興一伙兒，師哲和主席一伙兒。我知道葉子龍和汪東興好玩賴，就仔細盯著他倆的動作。玩了一圈，果然他倆贏了。贏了當然就洋洋得意了。

　　主席不甘心，對師哲說：“我們要加把勁，還要注意有人搗鬼。”“對，我們要立規矩，不能玩賴，否則不算。”師哲明確提出問題。

　　葉子龍和汪東興也迎合著說：“對，大家都要守規矩。”

　　第二把開始了。我站在主席身邊，發現他抓牌時一下子抓了兩張，把好的留下，又把不好的牌借磕煙灰送回去，而且連續兩次。這樣主席的“實力”就大多了。這一圈他和師哲遙遙領先，并扳回了敗局。葉子龍產生了懷疑，也提醒對家：“東興，我們要提高警惕啊！”“大家都應提高警惕！”主席高聲喊道。我心里明白，憋不住笑了。

　　葉子龍大聲說：“主席肯定搞鬼了。”“你們才搞鬼了，你說我搞鬼拿根據來！”主席也不示弱。“李家驥可證明。”葉子龍強硬地回答。“李家驥只能證明你們搞鬼，對吧？”主席堅決回擊，邊說邊會意地朝我點頭。

　　我心里明白，在這種場合我只能“裝傻”。“都沒搗鬼！”我高聲說。

　　在場的人都笑了。葉子龍曾多次對我們講：主席工作太累，能想辦法讓他分散一下精力，放松放松，多休息一會兒，是我們工作責任，也能顯示我們的工作水平。

　　葉子龍發明了“圈閱”制度

　　1948年3月，毛主席突然問起東北方面調查土改和討論規定的材料是否收到，胡喬木說早就收到了。主席就批評負責收發文件的葉子龍：“為什么不及時送給我看？”而葉子龍卻對此無印象，說“大概還沒來吧”。胡、葉說法不一，主席讓葉子龍去找。

　　葉子龍馬上翻箱倒柜地找，結果真的從文件堆找到了。他見電文上畫了許多勾，當時領導人閱看電報、文件后，都在第一頁上畫一個勾，表示已閱。所以葉子龍不強調材料收到與否(材料找到了)而強調“這份電文您確實看過。”主席更不高興，仍堅持說：“我根本就沒看過！”因為電文上只有多個勾，并分不出哪個勾是哪位領導人畫的。

　　結果各執一端，雙方僵住了。這時喬木說：“看來畫勾這種方法有缺欠，很多領導看了都畫勾，勾多了就不知是誰畫的了。這個責任也不全在子龍身上，光憑腦子記不行。”“好吧，子龍你回去好好考慮一下，以后領導怎么履行閱文手續，要簡便，省時間，又能避免以前的問題。”主席也平靜下來，不再堅持自己的觀點，并提出要求。

　　葉子龍冷靜思考了這件事的前前后后，根據這次教訓和主席提出的要求，設計了一個方案：根據文件的閱讀范圍，打上應閱文的領導者名字，凡閱過文件的領導人在自己名字上畫個圈，這樣領導人是否看了文件一目了然，履行這個手續領導者也不費事。這個方式很受領導者歡迎，逐漸成為一個制度。

　　“買表事件”的風波

　　1954年初，主席帶著我們在杭州研究起草憲法工作，一天，浙江省公安廳廳長王芳對汪東興、葉子龍說：“過去我們繳了國民黨一批手表，存在庫里，總放在那里也沒意義，我們準備處理了。你們主席身邊工作人員很需要掌握時間，但有些同志還沒有表，我想處理給你們一部分，請你們統計一下。”

　　葉子龍征求我的意見時，我也登了記。幾天后，除葉子龍等少數人沒買，大部分工作人員一人買了一塊處理的手表。我得到的那塊手表是瑞士的，好像三十多元錢。

　　對這件事，當時我們以為很正常，沒覺得有什么問題。雖然帶有“優先”的因素，畢竟大家都花錢了。沒想到主席對這件很不滿意，批評了汪東興、葉子龍。

　　戴上表的第二天，主席發現我手腕上有表，便問我：“家驥在哪個商店買的手表？”“不是在商店買的。”我回答說。“從哪兒買的呢？”主席有點奇怪地又問。我只好照實匯報。

　　第二天，主席把汪東興叫去批評道：“你們跟我到杭州，為什么不考慮影響？當地處理東西為什么不給當地人而給你們。如果不是你們的特殊身份能是這個價嗎？以后絕不允許發生這類事情。”接著主席又叫葉子龍，問道：“這次買表，你也買了嗎？”

　　“我有表，沒買。”葉子龍如實回答。“這就對了。但你們是負一定責任的人，不光自己注意影響，還應使大家都做好。”

　　這件事給汪東興、葉子龍和我們敲了警鐘，大家都比較自覺地注意這類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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