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是我所尊敬和喜愛的作家。在世時，人們習慣稱他為“汪老”，兒女們則親昵地叫他“老頭”。我和汪曾祺先生交往并不多，但喜歡讀他的作品已經幾十年了。那還是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中期剛走出校門的時候。在西雙版納一個傣寨，一個草木萌發的季節，我讀著《詩刊》創刊號，一首散文詩叫《早春》，就那么兩句，我至今還能背誦：“新綠是朦朧的，飄浮在樹梢，完全不像是葉子。/遠樹的綠的呼吸。”

　　好一個“遠樹的綠的呼吸”！寫盡了“草色遙看近卻無”的那種氤氳、朦朧的春色。我從此死記住“遠樹的綠的呼吸”這個佳句，也記住了作者的名字——汪曾祺。后來讀他在文學界備受贊揚的小說《受戒》，再后來，又讀了那些引起更大反響的一系列散文和隨筆，我才知道，他是聞一多、沈從文的學生，還在我牙牙學語時已就讀西南聯大并開始寫作品了。也是從那時起，他和云南結下了不解之緣。但我認識他時，他已到須眉夾白的耄耋之齡。

　　1991年，中國作協組織一些作家來云南參觀訪問。茅盾文學獎獲得者、從未晤面的女作家凌力到昆明后就打聽我，向我轉告張潔的問候。我知道后馬上到賓館看望他們，凌力正好和汪曾祺在一起聊天。也許汪老和凌力、張潔都合得來，我們也就一見如故，談得很投機。我當即請凌力和汪老到家中小坐，并囑家里趕緊準備幾樣小菜。家里人為臨時弄不出更多的菜深感不安，汪老大聲說：“有酒就行！”一句話讓我想起了他寫的一首詩：“蓮花池外少行人，野店苔痕一寸深。濁酒一杯天過午，木香花濕雨沉沉。”寫的是抗戰時期的昆明，憂國憂民的西南聯大學生在北郊蓮花池泡酒館喝悶酒。今天車水馬龍的昆明蓮花池畔，那時可是荒郊野店。想想淫雨綿綿，苔厚花濕，一杯濁酒一個人，那氛圍何等郁悶。今天我可得讓老頭子喝個痛快。忙不迭把日本翻譯家川口孝夫先生送的一瓶蘇格蘭威士忌打開，那一天他果然喝得非常盡興。席間東拉西扯，在談及作家的想象力時，他說：想象力很重要。別說作家創作離不開想象力，便是廚師做菜，也不能沒有想象力。一個只按師傅教的方法去做菜的人，永遠成不了好廚師。你得自己去實踐創造。他說從來都說豆腐是鮮嫩的好吃，不見得。發了霉的臭豆腐不就是別有風味么。那個最初把豆腐弄臭的人就是一個富有想象力的人。由此又說到久負盛名的長沙火宮殿臭豆腐，說毛澤東就很喜歡吃。改革開放初期，這個老字號還曾打出一條廣告道：“最高指示：還是火宮殿的臭豆腐好吃！”汪老在念這句話時改用一口地道的湖南腔，“吃”讀成“恰”，逗得一桌人哄堂大笑。他則一臉正經，一副虔誠的樣子。他幽默、隨和、博學卻又不賣弄，那種平易近人、平等待人的態度，使人一看就覺得這是個有趣的好老頭。

　　那天，他乘酒興一口氣給我留下兩幅字。其中一幅是這么寫的：“羈旅天南久未還，故鄉無此好湖山；長堤柳色濃如此，覓我游蹤五十年。”頗具唐風的七言絕句，流露出他對昆明那種強烈而纏綿的感情。

　　這就是汪曾祺先生留給我的第一印象：樸素、平和、幽默，還很博學。這一切，構成了他的人格魅力。我后來又認真研讀他的一些作品，發現“文如其人”這句話，起碼對散文這種不能做假的文學形式，是正確的。讀汪曾祺的作品，你首先感受到的是那種平和與恬淡，不造作，不花哨，有話則長，無話則短，每句都是那么樸素、實在。他極少用比喻，甚至不用形容詞，文字功力已經到了一種爐火純青的程度。讀他的文章，你會感到一顆善良的知識分子的心躍然紙上。

　　那天汪老來我家，原先不曾想到要寫字，因之沒帶圖章，留給我的兩幅字至今也就只有署名而無印章。我擔心別人把他的真跡也當偽作，我說要蓋上圖章，否則就應了《紅樓夢》里的那句話：“假作真時真亦假”了。汪老當即保證，他還要來云南，下次一定補蓋。

　　1996年，汪老果真又回到“覓我游蹤五十年”的昆明。我在他行前的一個晚上到住處拜訪，并請他補蓋章。老人顫顫巍巍地找了好半天圖章，沒找到，最后說是忘在玉溪了，最終還是沒蓋上。在場的高洪波兄提醒我，干脆讓汪老回北京給畫一幅畫吧。汪老欣然應允，使我喜出望外。汪老的畫我也喜歡，和他的文風一樣，他的畫風也非常隨意、平和。

　　本以為老人家歲數大了，未必記得住他的承諾。孰料不久就收到他贈我的畫，滿滿當當一幅紫藤，留白不多，落款仍是“張長兄”，除一方鮮紅的圖章蓋在名字下方，又加蓋了兩枚閑章：一枚橢圓，陽篆，刀法秀氣，鐫句云：“人與書俱老”；另一枚方形陰篆，四個字刻得很凝重，曰：“信可樂也”。畫于一九九七年，當是他生病前畫的吧？從這件小事來看，汪老確是一位守信的人。

　　這就是我所認識的汪曾祺。他的善良、真誠和文如其人，正如他自己所描繪的：

　　我有一好處，平生不整人。

　　寫作頗勤奮，人間送小溫。（張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