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能借到的書他都很認真地去讀

　　我六歲那年上了小學，報過名后，高高興興地抱著語文和算術兩本書回家。那時平凹只有五歲，還不到上學的年齡，我剛進大門，看見平凹光著身子在臺階下挖土玩，平凹看見我后很激動地喊：“我還要念書哩！”一年后，平凹也步入了學校。

　　在四年級后半學期，學校里準備排練一出劇，選演員，其中有一個小角色，只有一句臺詞：“我要我媽。”但這個角色要求做到不怯場，而且動作要逼真大方，在全校三、四年級四個班中選，挑來挑去，最后還是平凹不負眾望。

　　平凹今天成為著名作家，是因為小時候家境貧寒，從小受到了艱苦耐勞的父輩們的影響，知難而進，不輕言放棄。上學時，平凹雖然人小，但學習成績總是名列前茅。平凹能吃苦，我們的勞動課幾乎都是到河邊去抬石頭，用來填學校前的大坑。平凹人小，但每次扛的石頭卻不小。

　　平凹所以能成功，最大的特點是善于思考，對發生的事能分析、琢磨，他身上經常裝一個小本子，碰到新鮮事或是有意思的成語他都要記下來，積少成多，最終成了大文豪。他平時除了拾柴、打豬草外，最重要也是最有興趣的就是看書，凡能借到的書他都很認真地去讀。平凹愛看書這是大家公認的，“兩鼻子流著鼻涕，坐在門檻上，手里拿著書，人經過旁邊他頭都不抬。”

　　1964年，初中開始報考，我和平凹一起復習功課，一起背一起寫，兩個人都較著勁。功夫不負有心人，最終，我們錄取通知書雙雙拿到。我們家離要上學的丹鳳縣第二中有七八公里。平凹在全班56名學生中是“雙小”，即個子小，年齡又小，坐在第一排。那時帶的干糧，因為糧食少，饃吃不飽時，就吃紅苕。紅苕吃多了胃酸，很難受。平凹的小說《秦腔》出版后，有一次回老家拍紀錄片，大家餓了，我說去拿些紅苕吃，平凹趕忙搖了搖手說：“還吃紅苕呢，都把胃吃壞了！”

　　在班里，作文寫得好的就數平凹了。我在班里比較頑皮，愛開玩笑，也喜歡給人起外號，我開始給平凹起了一個外號叫“芥末籽”，芥末籽小卻油多，意指平凹人小卻學習很好，后來又給起了一個外號叫“一撮毛”，因為他的頭發留得長，寫作業時總是有一撮毛擋在眼前。

　　“文化大革命”開始后，學校停課，我和平凹只好回家。當年我16歲，平凹15歲，正是長身體、學知識的年齡，但命運把我們推向了另一種狀態。“文革”中，平凹比我多一份更加難以說清的痛苦，他的父親在“文革”中被定為胡宗南的特務，被開除回家。教了半輩子書的文化人，一下子回家當農民，而且還要經常受批斗，每次批斗都要被五花大綁，細麻勒進胳膊肉里，疼痛不堪，而年幼的平凹只有更加賣力地埋頭勞動。

　　偷著砍樹，聰明的平凹化險為夷

　　生產隊養了幾十頭牛，草料都是我們這些小伙伴們去割。每次去割草前，我媽和姨(平凹的母親)分別給我和平凹烙一個碗口大的餅子，割完草餓了吃。但我們頂不住饑餓的折磨，在去割草的路上邊走邊吃，還未到割草的地方，餅子就吃完了。平凹背的是一個大口的背籠，比人還高，走起路來只見背籠不見人。

　　割草時為了完成規定的重量我們經常耍小聰明，比如連草根帶土裝進籠里，叫“就地圍”，或者過河時特意走深水，讓水把草泡濕了，偶爾也在背籠里放石頭。

　　我們農業隊隊長的兒子叫信用。有一次，我們一幫娃們被派去挖地，大中午天氣很熱，有人建議，說選一個小隊長，專門監督大家勞動，誰選上了就可以不干活。平凹很機靈，大聲說那就選信用，大家也一致通過。信用當了我們的小隊長后，平凹也被特許可以不干活，在大樹下休息。

　　棣花街靠近河道，1957年的那場大水，淹沒了整個村莊。河水退去后，全大隊組織男女勞動力清理河床，并組織人力開山炸石，重修河壩。可當時最大的石頭要48人抬，石頭在河南邊，要抬到北邊，隊長根據石頭的大小來打工分，并把工分寫在石頭上。大人們抬大的，掙的工分多，我們一幫小家伙咋辦？平凹出主意，咱們把工分改一下，比如2和3都可以改成8。結果就由平凹執筆，為大家混了不少工分。

　　那個年月是用柴燒的土坑取暖，柴要到二十多公里外的五郎溝去砍。有一次平凹去砍柴，因為沒有表，平凹看著天快亮了，就起來去砍柴了。等砍柴回來時，天才麻麻亮。由此估計，他可能是凌晨兩三點就起床去砍柴了。

　　南溝在棣花街正南，南溝有镢頭把粗的樹林，南溝的人發現自己家的樹被砍了，比挖了他祖墳還難過、心疼。而一些人為了砍一些燒起來耐實的柴火，總是趁樹林的主人不在時偷著去砍。南溝有一人名叫虎，我叫大大(叔叔)，雖說是自家人，但因相距較遠，平日里很少來往，我長得啥模樣他不知道。

　　有一次，平凹去偷著砍我虎大大家的樹，結果正好被虎大大發現：“誰砍樹！叫你狗日的砍！把背籠鐮刀留下！”

　　跑已經來不及了，平凹腦子一轉，對我虎大大說：“大大，我是書征。”書征是我原來的名字，我是40歲后才改名叫劉高興的。虎大大愣了一下：“噢，原來是我侄。走，跟我吃了飯再回去。”平凹趕快說：“不吃了，我媽等著我砍的柴燒火做飯呢。”虎大大說：“好，那你趕快回去吧，多裝點柴。”聰明的平凹化險為夷。

　　有人說平凹吝嗇，即使當了大作家，掙了大錢了還很小氣，作為和他從小一起長大的同齡人，我能理解他的心境，環境造就人。

　　同在西安城，但已經很少來往

　　農村里經常有一些招工，但這始終輪不到我和平凹，每次招工，不是隊長的兒子，就是支書的女兒。我們這些沒有關系的人只能去當兵，我連續三年報名當兵，前兩次都沒通過，直到1970年冬天，我才被選上。我當兵的第二年，平凹給我寫信說，他被推薦到西安上了西北大學。

　　平凹在農村干活的時候，曾有人給他說過媳婦，當時平凹在修水庫，介紹人有意安排在平凹家和那個女子見面。事后，那女子的母親說，平凹個子不高，穿的衣服也不太整齊，最后就沒有消息了。后來我才知道，平凹對那次見面也不太積極，當時平凹暗戀著一起修水庫的一位女子，但后來也沒有能進一步發展。

　　家里還曾為平凹說來一門親事。有一年過中秋節，平凹的母親讓他去未來的丈人家送節禮，平凹堅持不去，并且和母親說得吵起來，當時平凹正吃著飯，手里端著米湯煮紅薯，一氣之下翻碗摔在了堂屋的地上，提著衣服包包就出門了，當天就到丹鳳。平凹的父親認為平凹大逆不道，非常生氣，叫人守在路邊，把凡是經過的班車都搜查一遍，如果發現平凹就收拾一頓。結果平凹用短大衣把頭包嚴，趴在椅子背上假裝睡覺逃過了被處罰的一劫。

　　大約十年前，我也來到了西安，以收破爛和賣煤為生。兩年前的一天，平凹突然來到了我的住處，并請我吃了一頓飯，后來又和我在茶館里聊了大半天。直到今年我才知道，他是在以我為原型寫一部長篇小說。那次見面之后，我找過平凹幾次，但都沒有見到他的人。一次他的愛人在家，不認識我，我自我介紹了一下，她立即把我讓進屋里，遞煙倒茶，很是熱情。

　　第二次去的時候，他的丈母娘和小女兒在家，我說借用孩子的筆給平凹留個言，但那小家伙直喊我拿了她的筆，又哭又鬧，我干脆想算了。最后一次去的時候，我發現平凹家的樓道口，已經安上了鐵門，進門要按了密碼才能進去，我只好望而止步了。(摘自《文化周刊》2007年第43期劉高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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