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周刊：后記中提到“或許從他們的生存狀態(tài)和精神狀態(tài)里能觸摸出這個年代城市的不輕易能觸摸到的脈搏吧”，小說寫完了，你覺得觸摸到了什么脈搏？

　　賈平凹：當一切似乎都呈現著盛世的景象時，還有另一種人生。

　　南都周刊：讀《高興》時，感覺劉高興不是個普通的農民。他讀過《紅樓夢》，還有吹簫的閑情逸致，遇事冷靜，自詡是“鳥中鳳凰，魚中鯨”，有點孤傲。

　　賈平凹：現在談新農民形象，一般總是指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家，或某些帶領村民一起致富者等，這當然是新農民形象，但劉高興這樣的一種新農民形象，他們有文化，有智慧，只是生在鄉(xiāng)下而已，面對城市他們有想法，這些想法當然和農民慣有的一些落后的因素攪在一起，但他們已區(qū)別了傳統(tǒng)的我們已經習慣的那些農民的概念。

　　南都周刊：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五富。在塑造五富時，你是怎么考慮的？劉高興和五富，是否分別代表著新舊農民？

　　賈平凹：五富這個形象是傳統(tǒng)的我們習慣認知的那種農民。許多讀者對五富熟悉，認為寫得生動，其實不是我寫得生動，是讀者習慣了這種農民形象。

　　南都周刊：拾荒者劉高興愛上了高級妓女孟夷純，但是孟夷純正式出場卻是在小說的第二十七回了，姍姍來遲，無疾而終，這些是否意味著愛情對于農民工來說是一種奢侈？

　　賈平凹：可以這么理解。這本書不是寫愛情的，是寫劉高興、五富、黃八三四個男人的故事。孟夷純只是劉高興在城中的一個故事，是自然而然出現的。進城農民的情感生活是空白的，他們是人，但又無可奈何，這是個問題。孟夷純是妓女，農民工只能和妓女有些來往，而城市中的妓女又多是鄉(xiāng)下進城的少女。這些問題想想，就讓我覺得特悲涼。

　　南都周刊：小說中，有好些地方讓人讀著讀著就心情沉重了。比如五富死前躺病床上吃魚翅，吃著吃著便死了。你寫到這里時是什么心情？這樣的情節(jié)安排有什么特別寓意嗎？

　　賈平凹：當我(在采訪中)了解到這些細節(jié)時，心很涼很苦的。書名叫“高興”，其實怎么高興得起來呢？劉高興把名字改成了高興，我又在書上盡力寫出一種溫暖感，其實寄托了我的人生的蒼涼感。

　　南都周刊：但書中有多處描寫劉高興和他的拾破爛的朋友生活的愜意，比如一天下來賺了20元，便覺得今天賺夠了；用牙簽戳點豆腐乳放在嘴里也是一種精神享受。

　　賈平凹：越寫他們的愜意，越寫他們的快樂，我心里越沉重。你注意到了嗎，我在寫他們最苦難的時候，景色都寫得明亮和光鮮，尋找一種反差，而且控制著節(jié)奏，沉著氣。冬天里一切都瀕于死亡，但樹葉的色彩卻最鮮艷啊。要不動聲色地寫。

　　南都周刊：劉高興通過自己賣掉的一只腎不斷地臆想出自己與這個城市的親近，并宣揚“我活該要做西安人”。你覺得他能實現嗎？

　　賈平凹：劉高興曾認定(城里人)韋達的腎就是他賣的腎，但后來發(fā)現韋達換的是肝，他幾度失落，這里有一種暗示：劉高興是無法融入進這個城市的。劉高興能不能在城里繼續(xù)下去，我也無法說清楚，或許是這樣，或許是那樣吧。劉高興的命運，也就是農民工的命運，其實早已決定了的。

　　南都周刊：在后記里你很擔心“自己在作品里替這些破爛人在厭惡城市，仇恨城市”。為什么想保持中立？

　　賈平凹：我平日對城市生活這樣不滿那樣不滿，但我已離不開城市生活，每每想到這里，我也不知道我成了什么。我初到城里，也是各方面不自在，我的農民意識很濃，我在城中的幾十年也是擺脫農民身份的幾十年啊，我不能再像農民工那樣呀。當你從歷史的角度，從大局觀來看問題，那些農民觀念就會逐步消解。我現在是作家，寫東西當然不能站在農民的角度看這個城市這個社會了。這不是什么中立的姿態(tài)，政治家可以為某一階層說話，作家應透過這一層看人性的東西。當然，書中我對農民工寄予了深深的同情心，所以盡力去寫一種溫暖來。

　　《高興》比《秦腔》要好讀

　　南都周刊：《高興》是你的第十三部長篇，有人說《秦腔》反響平平，你通過新作《高興》重整旗鼓的決心很明顯，是這樣的嗎？

　　賈平凹：《秦腔》其實反響強烈，僅評論集就四十多萬字，且先后獲得過六項較重要的獎。但《秦腔》確實有人反映難讀，這是此書無情節(jié)人物多的緣故造成的。《秦腔》比較厚實，《高興》比較單一，算是小制作吧，但在情節(jié)簡單而人物又少的情況下我考驗我能不能寫得生動鮮活《高興》在寫法上比《秦腔》是好讀，一般人讀得容易。

　　南都周刊：書中共穿插了你的八幅畫，包括《抱魚者說》、《騎魚釣魚》、《自由與仇恨》等，這些畫與小說的內容有無呼應之意？

　　賈平凹：八幅畫其實與內容無關，是我將那時所畫的幾張畫隨便寄給出版社的，但這些畫確實是我在寫《高興》時畫的。我寫作之余喜歡畫畫，有許多想法文字無法表達了就畫畫，當然許多畫又表達不清了就再寫。

　　南都周刊：據說你的下一部作品將是關于文革的。

　　賈平凹：是啊，但還在醞釀中，還沒眉目，這得好好準備呀。

　　南都周刊：你在西安生活這么多年，就沒想過寫寫市民的生活？

　　賈平凹：其實是寫過的，但寫得不多，恐怕以后會寫的。

　　南都周刊：新當選陜西省作協主席，會不會影響你的寫作？

　　賈平凹：我的興趣永遠在寫作上。當省作協主席有其職務責任，但我想我不會荒蕪寫作的，如果放棄寫作，那還叫什么作協主席，那我也就不當了。

　　南都周刊：如今讀者對文學界非常不滿，批評作家缺乏社會責任感。

　　賈平凹：我覺得中國作家還是要關注社會，這是國情，也正是國家大變革時期為作家提供了豐富的生活素材。西方國家發(fā)展相對穩(wěn)定了，社會問題不是很多，作家自然關心人的問題，中國在大發(fā)展中，人的問題和社會問題攪在一起，所以要想關注到人的問題當然要寫社會問題，在中國的當下，缺乏對現實生活的熱情，純粹寫人本身的問題也寫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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