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國對于清朝的衰亡具有極為明顯的深遠影響，因此，理應放在清史重要的位置上給以足夠豐富的客觀陳述

　　清史自然應以清朝為敘事主體，但清史不應簡化為清朝政府史，更不應回歸為帝王將相史。清史是清朝統治期間中國社會的整體歷史，理應包括中國社會發展變化過程中的基本脈絡與全部內容。太平天國是清朝，也是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且水平最高的一次農民戰爭，對于清朝的衰亡具有極為明顯的深遠影響，因此理應放在重要的位置上給以足夠豐富的客觀陳述。如果把敘事主體誤解為編纂者的立場與視角，那就會混同于《平定粵寇紀略》，當然也不能疏離清史編纂體例，寫成獨立的太平天國史。

　　但是，由于太平天國從一開始就有推翻清朝并建立自己國家的奮斗目標，永安期間已有政權雛形，定都天京以后更具完備的國家形態，這就帶來若干令人困惑的問題。很明顯，太平天國與清王朝之間是你死我活的爭奪中國完整統治權斗爭，因此不可能存在相對穩定的“一國兩治”，即兩個敵對政權之間的長期共存，哪怕是短暫的存在。同時，清朝與太平天國對中國疆域的認知基本上是相同的，而且所追求的又都是獨立統治全中國，因此又不可理解為兩個中國。再則就是清朝與太平天國時間統治的地區往往是犬牙交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加以雙方戰線很長，流動性更大，很難形成較清晰的政治版圖具體印象。所有這些，都增添了不少陳述與判斷的困難。對于這些困惑問題的理解，雖然不必寫進主體清史，但可能仍需作必要的討論與澄清，以利于編纂工作的總體把握。

　　●對于太平天國的功過應作實事求是的客觀陳述，既不必溢美，更不宜苛求

　　王船山曾經說過:“論人之衡有三:正邪也，是非也，功罪也。”此三衡亦適用于太平天國，這里著重說說太平天國的是非功過。

　　是非能上歷史臺面的都是大是大非。就大是大非而言，問題非常清晰，即所謂“造反有理”。實際上也并非所有的造反都有理，要看是造誰的反。清季咸同年間，統治者愈益走向昏庸，對外難以抗御列強入侵，對內橫征暴斂，激發民怨沸騰。太平天國從總體來說仍屬“官逼民反”，實乃民族矛盾與社會矛盾交相激化的結果。民眾奮起反抗清朝的暴虐統治，僅此一點即可肯定其為“是”。

　　但是功過則相對難言。其所以難，是由于歷史記憶從來不利于失敗者，“成者為王，敗者為寇”，失敗者被妖魔化乃是常見的共同結局。就太平天國而言，雖然較優勝于歷次失敗的農民戰爭，既有自身大量文獻的遺存，又不乏若干比較客觀乃至有所同情的客觀論述。加以孫中山從一開始就把洪楊革命看作自己的前驅，所以，民國時期對于太平天國史料的搜求與研究亦有顯著的成效。然而，從有關太平天國的歷史文獻總體而言，仍然是負面論述占絕大部分，正面論述占小部分；而正面論述之稍具體且可作為論述依據者，尤屬鳳毛麟角。這就給我們進行功過判斷帶來較大困難。

　　同時，對功過判斷的標準存在著誤區。農民戰爭如果說有功，主要表現在哪里？我認為主要是破壞，反抗就是破壞，暴力反抗更多的是破壞。太平天國盡管在定都天京以后頗有開國氣象，在政治、經濟、文化乃至外交諸方面都有一定的建樹，但其主要工作仍然是戰爭，太平天國可以說是14年與戰爭始終相伴，在戰爭中興起，也在戰爭中衰亡。太平天國并不太平，他們雖然期望在人間建立幸福美好的天國，但由于始終處于清朝圍困與鎮壓之中，所以最終也只能留下一部戰爭史或戰亂史。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很難要求他們在浴血奮戰之余營造偏安于江南的局部盛世景象。

　　事非經過不知難。孫中山就很懂得革命建國的困難，早在1912年4月，他已感到某些無奈:“現在人民每謂共和不如專制，不知共和的結果，須在10年以后。譬如生子雖好，反哺必在二十年以后，不若產下數月，即望食報可乎？”(《國父全集》，第2冊，臺北，1981，第230頁。)以孫中山思想理論之卓越，以同盟會綱領之完備，以民國初年政府人才之濟濟，尚且有如此深沉的慨嘆，后世之人又有什么充足理由對舊式農民戰爭作過高的不切實際的政績要求？

　　太平天國的破壞之功，主要表現在對清朝統治的勇敢挑戰與沉重打擊，其影響不僅表現于當時而且更為彰顯于事后。同治六年(1867)六月二十日，亦即太平天國滅亡三年之后，所謂“中興將帥”之首的曾國藩與其幕僚趙烈文曾作推心置腹的長夜之談。曾說:“京中來人所云:都門氣象甚惡，明火執仗之案時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婦女亦裸身無袴。民窮財盡，恐有異變，奈何？”趙說:“天下治安統一久矣，勢必馴至分剖。然主德素重，風氣未開，若非抽心一爛，則土崩瓦解之勢不成。以烈度之，異日之禍必根本顛仆，而后方州無主，人自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曾蹙額良久，問曰:“然則當南遷乎？”趙答:“恐遂陸沉，未必能效晉、宋也。”曾說:“本朝主德正，或不至此。”趙最后明確指出:“主德正矣，而食報已不為不厚。國初創業太易，誅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天道難知，善惡不相掩，后君之德澤，未足恃也。”曾國藩不禁毛骨悚然，哀嘆道:“吾日夜望死。”(《趙烈文日記》，轉引自劉夏生《張謇傳記》，上海書店1985，第158-159頁。)

　　在19世紀60年代，清朝雖然經歷兩次鴉片戰爭的失敗，但在鎮壓民眾反抗的范圍內仍然屬于強勢的一方。太平天國的崛起，使清朝徹底暴露其外強中干的虛弱。太平軍從金田起義到定都天京，到西征北伐，縱橫馳騁，如入無人之境。清王朝長期恃為干城的八旗、綠營已經成為不堪一擊的朽物，于是只有借助地方武裝，借助各地漢族知識精英組織的新興團練(以后發展成為成建制的湘、淮諸軍)，來維持自己搖搖欲墜的統治，并且逐個鎮壓、平定各地各族人民起義。太平天國的覆滅標志著國內大動蕩局勢的暫時結束，并且讓清朝政府贏得20年的短暫相對安定，可以騰出手來推行所謂“同光新政”。但清王朝為此所付出的代價也是極為巨大的，清軍有生力量的損失慘重，多年戰爭造成的經濟與財政上消耗也是難以估算，而更為重要的是政治重心的下移外傾，中央政府的趨于虛弱，已使“外強中干”有了新的含義。這是一個無可逆轉的發展趨勢，洋務新政的實施加強了這個趨勢，從東南自行互保到辛亥各省獨立，實乃水到渠成，勢所必至。由此更可以看清趙烈文所謂不出五十年而抽心一爛，土崩瓦解，九州無主人自為政的預言，是多么具有前瞻性。

　　歷史前進總是由于多向度合力的推動，因此不能孤立地過分夸大太平天國的作用，但太平天國畢竟是推動諸力中較大之一股。太平天國對各地反動勢力的掃蕩，是否觸動固有的生產關系(如土地占有、人身依附等)，乃至蘇浙省等地區的某些政策措施是否有利于工商業的發展等等，都是需要深入進行探討的重要問題，不宜作簡單化的推理論斷。總之，對于太平天國的功過應作實事求是的客觀陳述，既不必溢美，更不宜苛求。

　　●我不贊同把邪教一詞引入宗教性質判斷，更難以茍同把上帝教貶之為邪教

　　宗教區分正邪是一個十分復雜的問題。基督教的辦法曾經非常簡便，就是由教廷說了算；但只有異端與異端分子之稱，并無邪教的說法。從12世紀下半葉開始，西歐各國世俗政權已有制裁異端之舉，并且得到幾位教皇的認可。1220年教皇洪諾留三世通令組建異端裁判所(Inquisition)，也可譯為宗教裁判所或宗教法庭，其后法、比、意、西等國先后成立。裁判所以教皇為最高首腦，裁判官由教皇任命且不受地方教會與世俗政權的制約。裁判所不僅殘酷迫害宗教界的“異端分子”或“異端嫌疑人”，而且還迫害其他反對封建勢力的進步人士，包括進步思想家和自然科學家。異端裁判所已成為歐洲中世紀所謂“千年黑暗”的重要標志，它隨著教皇權勢的下降而逐漸衰落，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即銷聲匿跡。

　　邪教是中國歷史文獻上的固有名詞，但正如夏春濤先生所言:自唐、宋以降，“‘邪教’概念便約定俗成，成為官方貶斥民間宗教的代名詞”。所以道光九年出版的《破邪詳辯》一書作者黃育楩便說:“邪教一流，始自后漢妖人張角、張梁、張寶，下迨晉、隋、唐、宋、元、明，歷代皆有邪教。”由此可以看出，中國傳統所謂“邪教”，與歐洲中世紀基督教所謂“異端”大體相近，即主要還是從政治方面著眼。凡被認為對其統治(包括教權與治權)構成威脅者，均稱之為“邪教”。

　　我不贊同把邪教一詞引入宗教性質判斷，因為它本來就是一個政治性詞語。我更難以茍同把上帝教貶之為邪教。上帝教雖然受基督教很多影響，而且大量利用基督教的許多教義與儀式，然而卻很難把它視為基督教的一支，它無非是帶有某些基督教色彩的中國土生土長的民間宗教之一。因此，宗教志的基督教篇沒有列入上帝教的內容，而通紀同、光朝部分盡可對此詳加陳述。

　　太平天國是中國農民戰爭史上最為輝煌的篇章，其規模之大，延續之久，政綱、政策乃至多項制度之完備，與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建樹，在世界各國農民戰爭史上也極為罕見。這是一筆寶貴的文化遺產，值得清史編纂工作給以足夠的重視。

　　(作者系華中師范大學資深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