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證據來！”日本右翼分子說。他們向我們要南京大屠殺的證據。

　　我們與這些右翼分子打歷史官司，說到底，就是打證據。

　　我們遇到的對手，是一群不見證據不服軟的對手。整個日本民族，證據觀念都是極強的，不只是右翼分子。所以，我們拿出的證據，不只是給右翼分子看，也是給整個日本國民看，特別是給讀了偽史教科書的年輕一代看。當然，還要給國際社會看。

　　日本人證據意識強，淵源有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人學到了西方的科學精神，學會了西方學術的實證方法，凡立一說，必講證據，必以事實材料為立論根據，而且舉證崇尚綿密，不憚繁瑣。若是看一看日本人寫的學術論文，便可一目了然。這是一。其二，日本是個法制森嚴的國度，一般平民都有很強的法制觀念，由此便自然孕育出了濃烈的證據意識，涉訟時擅長舉證不說，平時爭辯也動輒要別人“拿證據來”。崇尚證據，幾乎成了日本的國民性。

　　這種國民性本來是個好東西，但一到了心術不正的右翼分子手里，就仿佛變成了“皇軍”手里的武器。

　　這種既崇尚證據又心術不正的對手，著實不好對付。

　　我們怎么辦？只能拿出證據來！而且要拿出法理學意義上的確鑿證據來。空說“鐵證如山”是無效的，盡管南京大屠殺天日昭昭，舉世皆知。

　　證據，其實是舉不勝舉的，但是，真正有效的、能夠制服右翼分子的證據，卻又并非是唾手可得的。回想當年東京審判、南京審判，雖然世人皆知松井石根、谷壽夫等人是制造南京大屠殺的元兇，但要定他們的罪，仍須以法律承認的證據為依據，而最后也正是靠了這樣的證據才使惡魔受到了嚴懲。

　　但是，搜集這樣的證據并非易事。當時我方提供給法庭的500多件案例，便是費了極大的努力和周折才搜集到的。關于這些證據之不易得的情形，我方當時有一份報告書這樣寫道:

　　涉及名譽赧然不宣者有之，事過境遷人去樓空者有之，生死不明無從探悉者有之，故此五百余件均系經極大困難所訪得。

　　實際上，當時南京大屠殺剛剛過去沒幾年，殉難者的血仿佛還沒有干，而證據就已經如此難以搜集了，更何況半個多世紀以后的今天。

　　然而，正是在這半個多世紀以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分子向我們索要起了證據！猛然，我們醒悟了，我們發現了自己的失誤——戰后這幾十年中，我們竟未曾用心去刻意地搜集和保存南京大屠殺的證據，以致大量的證據被損毀和消失。譬如，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是建在當年屠殺現場上的，但施工時卻沒有注意尋找遇難者的遺骨，直到紀念館建成后整理草坪時才發現遺骨。對這一重要失誤，一位研究者曾極惋惜地說道:“當時就想趕快把館建成，卻沒有注意挖掘這么重要的歷史證據。”再如，通過向大屠殺幸存者做調查以獲得證據，本來是早就應該做的工作，但直到近些年才動手，結果，很多當事人早已亡故，證據也隨之湮滅。雖然這項工作后來有所收獲，但正如許多研究者所嘆息的:我們動手太晚了！即使是在調查大屠殺幸存者的過程當中，我們也有不少失誤，比如，一些執行調查的人員由于不夠專業或是草率，沒能在調查問話時對幸存者做正確的調查引導，致使得到的調查材料上不少寫的都是諸如“我們家門前堆滿了尸體”、“鬼子殺人放火，無惡不作”之類的證詞，而這些證詞在法律上幾乎沒有證明力。

　　反思我們的失誤，它說明了什么問題？一方面，固然說明我們民族太善良，常懷“以德報怨”之心，總把別人往好處想，結果君子被小人算計；另一方面，也說明國人的證據意識太淡薄。

　　何以證據意識淡薄？我想，原因大約有三。長期的農業社會的生活，使國人養成了一種稀松湊合的思維習慣，凡事不大較真，得過且過，相反，凡事都要認真“確認”的習慣卻沒有養成。此其一。我國的文化傳統中有輕視科學技術的弊端，諸如舉證、求證、論證之類的邏輯思維方法很不發達，實際上也就是科學思維、科學精神不發達。此其二。人治傳統在我國一向居于主流位置，權勢往往是大于法制的，所以證據在解決糾紛乃至打官司時常常并不是最重要的，因此人們的證據意識并不十分強烈。此其三。或曰，我國傳統學術中不是產生過崇尚證據的乾嘉考據學派嗎？不錯，是有這個學派。但他們的考據思想和方法并不普及，而且近幾十年來還時常受到譏貶，謂之“饾饤瑣屑”。以上種種，都聚而成為釀成國人證據意識淡薄的酵母。

　　右翼分子強烈地刺激了我們，激起了我們奮起糾正以往的失誤。近些年來，不論是一些官方機構，還是民間人士，很多中國人都在自覺地做一項工作，就是搜集日寇侵華證據，舉凡能夠證明日寇侵華罪行的人證、物證、書證等等，都在搜求、保存之列。《南京大屠殺遇難者名錄》的編纂出版(南京出版社2007年出版，朱成山主編)，可謂這種搜集證據行動的一個大動作。這部《名錄》，是歷史上第一部印成書籍的南京大屠殺遇難者名錄，厚厚7大冊，載入遇難者9000余名。這既是一部珍貴的歷史檔案，一部有力的證據集，也堪稱一尊鐫刻著殉難者名字的紀念碑。

　　略舉兩位遇難者的情況記錄，以見《名錄》的體例和內容之一斑。

　　高大有男60歲廚師遇難前家庭住址為中華門外寶塔根105號，遇難時間為1937年12月16日，遇難地點在自己家，遇難方式為被日軍槍殺，加害日軍部隊番號為中島部隊。

　　黃蠟紅女8歲漢族南京人遇難前家庭住址為中央門外五班村，遇難時間、遺體掩埋時間為1937年12月，遇難地點為中央門外五班村家中，遇難方式為被日軍槍殺，遺體掩埋地點為邁皋橋回子山。

　　可以看出，《名錄》的體例是相當嚴謹和科學的，所記錄的內容，包括遇難者的姓名、性別、年齡、民族、職業、住址、遇難地點、遇難方式、掩埋時間和地點、加害者部隊番號等十多個項目，這種記錄方法，全面呈現了遇難者的情況，其具體性、完備性，使之具有了法律證據的特質。《名錄》的嚴謹和科學，還特別表現在對“南京大屠殺遇難者”身份的識別和確認上。體例規定，書中所載的遇難者，其遇害的時間，必須是在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至1938年1月底之間，因為這個時間范圍是東京法庭所認定的南京大屠殺的時間范圍，只有在這段時間內殉難的，才具有“南京大屠殺遇難者”的身份。這樣做，是為了保證《名錄》的科學性，亦即證據的確鑿性，只有這樣，才能不給右翼分子以口實。為此，許多在這段時間之前或之后不久在南京殉難的同胞，就只好不記入《名錄》了。這樣的一份《名錄》，無疑是非常專業、正規和科學的，是證明力極強的法理學意義上的確鑿證據。這是真正的鐵證如山。

　　在這樣一份證據面前，日本右翼分子倘若不是耍賴，不是死硬地與中國人民為敵，那么他們就應該有所震動，有所醒悟，而日本年輕人如果看了這份證據，也應該對自己讀過的偽史教科書發生懷疑乃至拋棄教科書上的謊言。

　　“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腦找證據。”我們已經這樣做了，我們還將繼續這樣做。我們不能稍有怠懈，不能停下來，因為日本右翼分子總是沒個完。我們不僅要編纂《名錄》這種人物檔案性質的書，還要編纂其他類型的有保存歷史證據功能的書籍，如口述史、各種資料匯編、圖冊等等。舉凡具有歷史證明力的人證、物證、書證，都應該在我們的搜集、整理、編輯、出版的視野之內。要抓緊時間辦這件事。時光流逝越久，證據就越難以搜集。

　　30萬冤魂在看著我們。為他們討說法，伸張正義，是我們生者的天職。我們要用自己的行動告慰死難的同胞。(徐水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