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是說，通俗化解讀儒家典籍，不僅要顧及技術層面的語言鮮活、敘述生動，更要體現思想層面的深刻內涵。于丹的《論語》心得，講了一個豪豬的寓言：豪豬們經過多次磨合，找到了彼此既不傷害又能取暖的最為適當的距離；以此說明孔子“過猶不及”的中庸，體現了“距離和獨立是對人格的一種尊重”的處世之道。無獨有偶，魯迅在《華蓋集續編·一點比喻》中也把這個寓言和孔子的中庸連在了一起，他說：叔本華在這個寓言里把紳士比作豪豬，使豪豬們“得以聚在一處的中庸的距離，就是‘禮讓’和‘上流的風習’。有不守這距離的，在英國就這樣叫，‘Keep your distance!’但即使這樣叫，恐怕也只能在豪豬和豪豬之間才有效力罷，因為它們彼此的守著距離，原因在于痛而不在于叫的。假使豪豬們中夾著一個別的，并沒有刺，則無論怎么叫，它們總還是擠過來。孔子說：禮不下庶人。照現在的情形看，該是并非庶人不得接近豪豬，卻是豪豬可以任意刺著庶人而取得溫暖。受傷是當然要受傷的，但這也只能怪你自己獨獨沒有刺，不足以讓他守定適當的距離。孔子又說：刑不上大夫。這就有難怪人們的要做紳士”。這里指出了弱者只有用“刺”去抵抗強者的壓迫，才能保持人格的尊嚴，而孔子的“禮讓”則缺乏這一點。以同樣的寓言來通俗地說孔子，魯迅比之于丹顯然要深刻得多，因為他讓人們洞察了儒學“禮讓”中人道與非人道的內在緊張。這里的本意不是要比較魯迅與于丹的思想誰深刻，而是要說明通俗地解讀《論語》，并不一定非要以犧牲思想的深刻性為代價。

　　批評之二，于丹的心得錯誤地把孔子當作指引人們精神心靈的“至圣先師”。于丹的“心得”扉頁上題有“讓我們在圣賢的光芒下學習成長”。在她看來，這是照亮心靈的光芒：“《論語》的真諦，就是告訴大家，怎么樣才能過上我們心靈所需要的那種快樂的生活。”因而她把《論語》比喻為能診斷和醫治心理百病的“問病泉”。這些認識和評價是不恰當的。

　　我們先來看看這樣的光芒是否照亮了孔子自己及其弟子。李零的《喪家狗———我讀〈論語〉》，說孔子是“懷抱理想，在現實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園”的“喪家狗”。這恐怕有些過分，因為孔子坦然承受別人“喪家之犬”的嘲諷，并自嘲道：“然哉！然哉！”無論怎么說，沒有超過一般人的精神定力是做不到的。但是，在這坦然和自嘲里確也顯露出自身的理想不為世人理解的孤獨和迷惘。所以孔子是頗有些心病的。《論語·憲問》記載：“子擊磬于衛”，有位挑草筐的漢子過孔氏之門，便說道：“有心哉！”即擊磬者心事很重；接著又說，硁硁的磬聲好像在埋怨無人理解自己，既然這樣，就罷休算了……孔子聽了說：“講得好干脆，如果這樣的話，就沒有什么困難了”，可見，孔子的心病是由別人來治的。于丹說：孔子三千弟子“每個人都是一粒種子”，把老師的“那種生活的態度、生活的智慧廣為傳播”。其實不然。孔子和弟子們遭遇陳蔡絕糧，孔子教育弟子：“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論語·衛靈公》)，要求他們在窮困時執著精神理想。然而，就在這一難關前后，被孔子目為擅長政事的冉求和擅長言語的子貢先后離孔子而去。冉求離去的理由是能力不夠，孔子傷感地說，你是力未用完而自己停步了(《論語·雍也》)。恐怕絕大多數弟子也和冉求一樣，并沒有把夫子之道看作是照亮他們心靈之路的前進指南。從孔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論語·公冶長》)的憤慨上，大約可以窺見那消息。之所以如此，子貢在陳蔡絕糧時說的話，可能道出了絕大多數弟子的心聲：“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蓋少貶焉？”(《史記·孔子世家》)就是說，老師的理想太圣賢了，所以天下人(包括我們這些弟子)的心靈無法接受，是否可以把調子稍微降低一點呢？顏回是孔子認為在其弟子中德行最好的，也是在陳蔡絕糧時堅決為夫子之道辯護的，然而，如揚雄所說：“顏苦孔之卓之至也”(《法言·學行篇》)，顏回為孔子太圣賢了，無論如何學不到而苦惱。揚雄的本意是表彰顏回以此苦為樂，不過，孔子的大多數弟子大概是做不到這樣的，于是，他們慢慢地不想在圣賢的光芒下學習成長了，而是想逐漸地從這光芒下走出來。

　　那么，儒學在成為主流意識形態之后，是不是成了人們心靈快樂的源泉呢？于丹兩次提到陶淵明，把他作為在孔孟之道照耀下成長的典范，說他將“儒家思想傳承下來”，成了“中國的隱逸之宗”，“生活的條件雖極其簡陋，但他活得卻很快樂”，是“內心富足的君子”。魯迅本來和于丹一樣，相信陶淵明真的是安貧樂道(見《魏晉風度與藥及酒之關系》)，后來就提出了疑義：“陶淵明先生是我們中國赫赫有名的大隱，一名‘田園詩人’……然而他有奴子。漢晉時候的奴子，是不但伺候主人，并且給主人種地、營商的，正是生財器具。所以淵明先生，也還略略有些生財之道在，要不然，他老人家不但沒有酒喝，而且沒有飯吃，早已在東籬旁邊餓死了。”陶淵明的生活并非窮極潦倒，內心也不是快樂常在。陶淵明因“大濟蒼生”之“猛志”在黑暗現實中遭到摧毀而做了隱士，如葉適所說：“陶潛非必于隱者也，特見其不可而止耳。”(《習學記言》卷三十)因此理想與現實相沖突的內心痛苦很難隨其歸隱而撫平，韓愈對此說得很清楚：“及讀阮籍、陶潛詩，乃知彼雖偃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為事物是非相感發，于是有托而逃焉者也。”(《送王秀才序》，《韓昌黎文集》卷四)既歸隱田園但又為事物是非而憤慨，其間的心靈煎熬大概要多于心靈歡樂。不能否認陶淵明有寄情田園而返樸歸真的一面：“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歸園田居》)、“傲然自足，抱樸含真”(《勸農》)，但這里的意趣與其說是傳承了儒家思想，還不如說是延續了道家的自然原則。就是說，如果陶淵明有內心的歡樂，那主要是為道家的光芒所照亮的。

　　當然，于丹心得的著重點不是古代，而是要告訴大家：“《論語》就是教給我們如何在現代生活中獲取心靈歡樂。”在她看來，“孔夫子能夠教給我們快樂的秘訣，就是如何找到你內心的安寧”；秘訣在于“不是苛責外在的世界，而是把有限的時間、精力，用來‘苛責’內心”；也就是“生活中會有許多不如意甚至不合理，也許憑我們個人的力量無法改變，但我們卻可以改變自己的心情和態度”；“即使外部世界給你許多不公正、打擊、缺憾，你也能在一個坐標上迅速建立自己應有的位置”。這樣獲得的內心安寧，于丹用朱熹《四書集注》的話作了準確的揭示：“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以為改變自己的內心，把世上一切(包括受到的傷害和遭遇的不公正)看成都是合理自然的，就能使我們從怨憤中擺脫出來，安于既定的環境而怡然自樂。這實際上是以逃避現實為安寧，以麻醉自己為淡定。如魯迅所說：“這閉著的眼睛便看見一切圓滿，當前的苦痛不過是‘天之將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于是無問題，無缺陷，無不平，也就無解決，無改革，無反抗。”這樣的苛責內心，與阿Q臨刑前被抬上輛沒篷的車，泰然自若地“似乎覺得人生天地間，大約本來有時也未免要殺頭的”相差無幾。如果這是《論語》解開現代人心結的秘訣，那么帶給我們心靈的決不會是歡樂，而只能是精神勝利法的痼疾。

　　于丹有上述“軟傷”的重要原因在于對待儒學傳統的態度。羅素有段話說得好：“研究一個哲學家的時候，正確的態度既不是尊崇也不是蔑視，而是應該首先要有一種假設的同情，直到可能知道在他的理論里有什么東西大概是可以相信的為止；唯有到了這個時候才可以重新采取批判的態度，這種批判的態度應該盡可能地類似于一個人放棄了他所一直堅持的意見之后的那種精神狀態。蔑視便妨礙了這一過程的前一部分，而尊崇便妨礙了這一過程的后一部分。”我認為對待儒學傳統的正確態度也應該如此：既要有同情的了解，又要有深沉的反省。但于丹的心得，只有對儒學精神光芒的尊崇。這最為典型的是“心得”在接近結束時說的這段話：“圣賢的意義就在于，他以簡約的語言點出人生大道，而后世的子孫或蒙昧地，或自覺地，或痛楚地，或歡欣地，一一去實踐，從而形成一個民族的靈魂。”讀到這段話，不由讓人想起覆蓋在魯迅遺體上，赫然寫著“民族魂”大字的旗幟。魯迅以為要形成現代中國的民族魂，必須深刻地反省儒學傳統烙刻于國民性中的精神創傷。不僅魯迅，“五四”前后的不少人都對國民性作過如此的自省。這是“五四”批孔非儒的重要方面。對于“五四”的批孔非儒，通常被稱之為“打倒孔家店”。其實，當時只提出過“打孔家店”。顯然，后一口號比之前一口號，全盤否定儒學的意味要減弱了許多。事實上，“五四”批孔非儒的思想家沒有一個是全盤否定孔子的，他們的基本觀點是孔子有歷史價值而沒有現代價值。然而，一個“打”字畢竟充滿了蔑視之意。盡管這蔑視有其歷史的理由，甚至在當時表現了大無畏的勇氣，但終究不是對待儒學傳統的正確態度。不過，“五四”揭示儒學對人們的精神奴役是中國現代思想史的光輝一頁，其冷峻的批判和沉痛的吶喊，至今依然令人深思，依然振聾發聵。于丹心得全然棄置了這些，把民族魂的構筑托付于子孫們世代忠實地踐履儒學圣賢的教誨，而且是不管蒙昧還是自覺，痛楚還是歡欣。這對孔子和儒學是何等的尊崇。記得曾有人調侃道：于丹講《論語》，“孔子很生氣”。我想生氣的大概是魯迅。

[上一頁]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