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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漱溟是二十世紀最具傳奇色彩和聲譽的人物之一。從他的一生來看，有幾個橫斷面讓人驚羨：其一是1916年，梁23歲，當年9月在《東方雜志》發表《究元決疑論》。被蔡元培發現，聘請其到北京大學任教。且當時有傳聞，之前梁欲考北大而不得；其二是1946年國共和談期間，10月10日，梁漱溟由南京到上海去見周恩來，促其回南京繼續和談。11日夜車，梁由上海回南京，次日清晨到南京，下車一見報，看到國軍已攻下張家口的消息，不禁驚嘆地對記者說：“一覺醒來，和平已經死了!”這句話被當時的各報紙作為頭條標題，一時間成為民國期間最為著名的話語；其三是在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一日，梁漱溟在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委會發言中說：“今建設重點在工業，……工人九天，農民九地”，過去農民“與共產黨親如一家人，今日已不存在此形勢”等等。這番話觸怒了當時的最高領袖，梁漱溟要“雅量”而不得，于是“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梁漱溟因為這一事件，被譽為“一代直聲”。

　　縱觀梁漱溟一生，無時無刻不是豐富多彩，之所以在文章開頭選取三個橫斷面，是因為這三個橫斷面分別代表了梁漱溟一生中的三個階段：第一段為三十一歲(1924年)之前，除去梁漱溟的成長期，自1917年始，梁漱溟在北京大學教授印度哲學，是當時北大著名的教授，這一段生涯，梁漱溟可以說是一個單純的知識分子；第二段從三十二歲(1925年)到六十歲(1953年)，在這一段生涯中，梁漱溟辭去北大教職，輾轉全國各地，開始開展鄉村建設，一直到組建民主同盟，再到被毛澤東邀請加入新政府卻拒絕之，最后則是因為“九天九地”說開始“靠邊站”的生涯。在這一時期，梁漱溟的角色是一個社會活動家兼政治活動家。第三段則是“靠邊站”之后，開始寫作《人生與人心》以及其他一系列著作，復歸為知識分子的生涯。

　　《1949年之后的梁漱溟》一書，就是集中敘述梁漱溟先生人生的第二個階段。作者汪東林從上個世紀60年代在全國政協工作，有機會親炙梁先生身前，因此了解了許多內情，因為還沒有來的及系統閱讀梁漱溟先生的全集，因此不便說這本書的資料有多少是新的，多少是舊的。本文也不打算討論這個問題，只想就筆者對梁漱溟先生的思考，結合閱讀的過程和盤托出，以就教于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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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說到梁漱溟先生，一方面的說法是“反面教員”、“頑固的反動分子”，歷史已經證明了這種說法的謬誤，在此不說；另一方面，則是把梁先生說成知識分子的標桿，知識分子的骨氣仿佛凝于梁先生一身，士林對梁先生“一代直聲”的贊譽，當證明我的看法大致不差。我對梁先生的敬仰之心，不比時賢差到哪里，但是對于后者，卻有一點自己的認識。

　　梁先生有沒有骨氣？答案當然毫無疑問。梁先生是不是知識分子？在一般人看來，這當然也是毫無疑問的。不過，以我一顆愚鈍的心想來，這個問題其實可以商榷。民國以前，中國基本上不存在一個獨立的知識分子階層，籠統的說法叫“讀書人”，學界稱之為“士大夫”。晚清以降，在西方的影響下，才催生出近代中國第一批具有現代意義的知識分子。但是對于這一概念，爭論從來就沒有斷過。我則傾向于把知識分子定義為追求知識、傳播知識并且建構知識的人。這樣的定義雖然狹窄，但是界定起來卻比較清晰，討論起來比較簡易。從這個定義出發，梁先生人生中的第二段生涯，可以說不是個知識分子，至少不是單純的知識分子。對此，梁先生自己其實早有體認，《1949年之后的梁漱溟》一書曾經提到，在梁先生的最后歲月里，“梁漱溟始終對‘否定文革第一人’、‘中國的脊梁’、‘最后的儒家’這些稱呼敬而遠之，他說，知識分子有學術中人，有問題中人，他自己恰恰是一個問題中人。自己一生所做，獨立思考，表里如一而已。”按理說，梁先生沒有否認自己是知識分子，后來者不該強做解人，其實不然，仔細體味梁先生的話，說自己是“知識分子”是一種“不自覺”，而“問題中人”的自我定位，才是一種“自覺”的選擇。更何況，這是在梁先生晚年復歸知識分子狀態之后的自我體認，若是再早些年，梁先生奔走于國共兩黨之間指點江山之時，又或者是梁先生冒犯龍顏，發出“九天九地”之獅子吼之時，梁先生心中，可曾想過自己的自我定位？如果想過，我想單純的一個知識分子，是無法囊括梁先生的，否則的話，梁先生也就不必辭去北京大學的教職。

　　再說一點題外話，歷來被士林推重的藐視權貴或者有骨氣的民國“知識分子”，比如說王闿運、比如說章太炎，都是敢罵袁世凱的主，在我看來，這都不能算是單純的“知識分子”，王闿運見了袁世凱是可以叫“慰亭世侄”的主兒，這樣的政治資歷，誰比得？章太炎是大學問家不假，可是他還有個名字叫章炳麟，那是老牌的革命黨，袁世凱見了，是要忌憚三分的，所以“鄒容吾小弟”死于獄中，章太炎平安無事，這樣的政治資歷，誰比得？學者謝泳提出過一個意味深長的問題，就是現代教育的根基，是在一幫傳統士子的手中完成的，比如說蔡元培，蔡元培大家都比較熟悉：晚清翰林，老牌革命黨，資歷深厚，在教育這個領域內，簡直是牛刀小試，當時的政界大佬們，誰不給個面子？要說這些人是知識分子，不是不可以，但是要說這些人的骨氣和成就是知識分子的榮光，在我，是不敢分享的。對于梁先生，我也做如是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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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不久，馮友蘭先生的《貞元六書》在三聯再版，我寫了一篇關于馮先生的文章，把馮先生與梁先生做了一個比較，比較之下，才發現歷史如此意味深長。在此，也想就梁先生“九天九地”之形狀再做幾個比較。

　　梁先生在因“九天九地”的發言而“靠邊站”這一歷史事件中的表現和遭遇，讓我最容易想到的是張申府先生。人們常說性格即命運，若是拿這話來對應梁漱溟和張申府這對老朋友，則不是那么準確。張申府的性格與梁漱溟有若干相似之處，至少就倔強這一點來說沒有問題，用張申府自己的話來說，他是“寧折不彎”的。兩個人的經歷也有幾分相似，都是在毛澤東擔任北大圖書管理員時期認識的毛澤東，張申府當時正好是毛澤東的頂頭上司。1948年，張申府在《觀察》上寫了一篇《呼吁和平》，在時局已經明朗的局勢下呼吁和平。許多研究者認為張申府之后遭遇與這片文章關系甚大。不過，就是在這之后的1949年初，梁漱溟還在《大公報》上發表過《敬告共產黨》和《敬告國民黨》兩篇文章，似乎，梁漱溟沒有因為這兩篇文章遭受什么“特殊待遇”。從一些材料來看，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時期與他的這位頂頭上司相處得并不是那個融洽。卑之無甚高論，至少我覺得，這樣的比較，是看到梁漱溟和張申府相同性格不同遭遇的一個角度。

　　過去有位朋友跟我說：你寫文章不要總是羅列史實，你要說出你的觀點。我說，歷史如此搖曳多姿，一不小心就會掉入觀點的泥淖。看看歷來被士林傳頌的梁漱溟先生的“骨氣”，如果參照一下當時相同性格不同境遇的張申府，你得承認，梁先生這樣的骨氣，背后是需要底氣的。(逍遙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