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寨紅旗”在中國大地上飄揚過十余年。高擎這面紅旗的陳永貴，從互助組長、合作社長、大隊黨支部書記到縣革委會主任、晉中地委副書記、山西省革委會副主任，直至走進中南海，出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他的名字在中國也叫響過十幾年。因此，一說起大寨，人們自然就會想到陳永貴；而說到陳永貴，又不能不提及大寨。在上世紀中葉，這兩個名字總是這樣緊緊地聯系在一起，不可分離。最近，筆者在閱讀的一些歷史資料里，找尋到了“大寨紅旗”從升起到飄落的演變過程和發展軌跡。

　　陳永貴走出寨門，在人民大會堂介紹大寨人抗天斗地的事跡

　　大寨，地處太行山腹地的一個小山村，位于山西省昔陽縣境內。生活于斯、成名于斯的陳永貴，194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52年擔任大寨村黨支部書記，當年被評為山西省勞動模范。1959年應邀赴京參加國慶10周年觀禮。1960年山西省委發出向模范黨支部書記陳永貴學習的號召。1961年《山西日報》撰文稱贊陳永貴所領導的大寨是太行山上的一面旗幟。1963年3月中共中央批轉的浙江等7省關于干部參加勞動的材料里表揚了陳永貴。

　　最終為陳永貴沖出山西提供舞臺和機緣的是發生在1963年8月的一場特大洪澇災害。這場百年不遇的特大暴雨給大寨幾乎是毀滅性的打擊，造成山流地沖、房倒窯塌，百分之七十的農民無家可歸。山西省委得知這一嚴重的災害后，決定調撥一批救濟糧和救濟物資扶持大寨。陳永貴婉言拒絕。他以超乎常人的思維和勇氣，領導大寨人同這場毀滅性打擊抗衡。他沒有怨天憂人，悲觀泄氣，而是堅定不移地把戰勝災害、克服困難的基點定在依靠群眾、依靠集體力量上；他沒有像其他社隊那樣因遭災而向上、向外伸手，而是響亮地提出堅決實施“三不要”(不要國家救濟糧、救濟款、救濟物資)、“三不少”(向國家賣糧不少、社員口糧不少、集體庫存不少)的救災方案；他沒有在困難面前手忙腳亂、束手無策，而是運籌有方，辯證施治，先治坡后治窩，使大寨闖過了難關，奇跡般地奪取了當年的好收成。

　　為此，1963年11月，山西省委發出通知，號召全省各級黨組織特別是農村基層組織，向大寨黨支部學習，黨員要向陳永貴學習。1964年初，《人民日報》發表了《大寨之路》的通訊，配發了《用革命精神建設山區的好榜樣》的重要社論。大篇幅地進行了報道和宣傳。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也予全文播誦。大寨和陳永貴的名字開始名揚全國。

　　1964年1月19日，陳永貴走出寨門，應邀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報告大寨抗災救災事跡。他頭箍白毛巾，身著對襟衫，沒用講稿，以獨特的風格，面對萬余名各界人士侃侃而談長達幾個小時。他那樸實的語言和忠厚的形象，贏得了全場人員雷鳴般的掌聲。陳永貴還未離京，報告會現場錄音就已通過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電波傳送到長城內外，大江南北。

　　這一切舉措，為大寨和陳永貴后來走向全國做了很好的鋪墊，它標志著大寨經驗已得到中央首肯，大寨和陳永貴已走到了國人面前。

　　毛澤東說，大寨是一面旗幟，并發出指示：“農業學大寨”

　　1964年3月，毛澤東出京巡視。一天，他乘坐的專列停靠在邯鄲車站。中共山西省委第一書記陶魯笳當面向毛澤東匯報了大寨和陳永貴的先進事跡，毛澤東聽后投以贊許的目光，又一次深深地記下了大寨和陳永貴的名字。爾后，火車繼續南行。每到一地，毛澤東都興致勃勃地宣傳大寨和它的領路人陳永貴，毛澤東說：“大寨就是一面旗幟。你們學不學？農業要過關，沒有大寨那種精神不行哪！”

　　當時，我國正面臨著被封鎖、被孤立的國際形勢，日子過得比較艱難。毛澤東在一份材料中寫道：只要有利，向魔鬼借錢也愿意。但是，魔鬼不給我們貸款。我們要靠陳家莊的陳以梅，大寨的陳永貴。1964年6月，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一次擴大會議上說：“農業主要靠大寨精神，靠自力更生。要多出幾個大寨，多出幾個陳永貴。”8月，毛澤東在聽取國家計委領導小組匯報第三個五年計劃規劃時又說：“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樣，它不借國家的錢，也不向國家要東西。”后來，毛澤東從“反修防修”的高度發出“最高指示”：“農業學大寨”。

　　1964年12月召開了三屆人大一次會議，周恩來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高度概括和評價了大寨精神。他把大寨的基本經驗概括為：“政治掛帥，思想領先的原則；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愛國家，愛集體的共產主義風格。”代表黨中央、國務院把大寨正式作為全國農業戰線上的一面紅旗向全國推介。之后的第四天，即12月26日毛澤東生日的那一天，極少請人吃飯的毛澤東用自己的稿費在人民大會堂小宴會廳請客。有幸得到邀請的，僅有中國的火箭和導彈專家錢學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帶頭人邢燕子、董加耕，大慶“鐵人”王進喜和大寨的陳永貴。這是毛澤東與陳永貴的第一次見面。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羅瑞卿等參加了這次宴會。毛澤東把這些基層代表拉到自己的座位旁，與他們談笑風生。宴會間，毛澤東夸贊陳永貴是農業專家，搞出一個大寨，很好。

　　周恩來對大寨有很深的感情，他一生曾三次到過大寨。1965年5月，周總理第一次訪問大寨，通過實地考察，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寨之行，使他更加堅信了黨中央、國務院樹立大寨這面紅旗是正確的。從這時起到“文化大革命”期間，大寨，這個曾經名不見經傳的小山村，成了中國農村的圣地，數以千萬計的取經者從全國的四面八方匯聚于虎頭山。黨和國家領導人及一些省、直轄市、自治區的領導人，乃至一些來華訪問的外國元首、政府首腦，也千里迢迢地到這個小山村里領略一番中國農民的智慧和力量。

　　十年“文革” 很多東西被取消了，停止了，但“舉大寨紅旗、學大寨運動”仍呈燎原之勢

　　“文革”開始后，陳永貴也同很多革命群眾一樣，積極參與并支持造反派的奪權斗爭。但是我們應該看到，他這樣做，一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響應毛澤東的號召而進行的；二是當時陳永貴支持并參與奪權是為了搞生產。他在昔陽縣的奪權大會上明確宣布：要抓革命，促生產。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眾，3至5年將昔陽建成大寨縣。在昔陽逾千人的生產隊長以上干部會上，他喊出“重新安排昔陽山河”的響亮口號。這些足以說明，陳永貴支持造反派奪權與林彪、“四人幫”的奪權有著明顯的質的區別。

　　從1968年冬季開始，在他的主持下，一個個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工程相繼展開。據有關資料介紹，幾年里共修筑了1000多公里大壩，墾整了6萬多畝土地，這些至今仍成為昔陽人民受益不盡的財富。

　　1969年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陳永貴被選為中央委員。這也許是毛澤東當時出于反修防修的考慮，在中央委員會里增加來自基層的工農兵代表。這一著，為他日后進入中央政治局和國務院打下了基礎。

　　“文化大革命”中，雖然很多東西被取消了，停止了，但“學大寨村、舉大寨旗”的活動在中國沒有停止過。1970年《人民日報》發表《農業學大寨》社論。此后，陳永貴在中央的授意下，主動出擊，奔走于長城內外、大江南北，播撒大寨種子。學大寨運動以燎原之勢，遍及神州。

　　在這種特定背景下，1973年中共十屆一中全會，陳永貴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1975年1月又當選國務院副總理。陳永貴走入權力頂峰，大寨和學大寨也同時被推到了狂熱的峰巔。國人當時猜測，陳永貴要擔負起按照大寨經驗解決幾億人吃飯問題的領導重擔。陳永貴雖然是黨和國家領導人，但卻不脫農籍，不拿國家工資。既當副總理，又是農民身份，在中國，除他之外，沒有第二人。

　　1975年9月，黨中央、國務院召開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會上發出“全黨動員，大辦農業，為普及大寨縣而奮斗”的號召。當時的意圖很明顯，欲想造成一個由大寨村到大寨縣，再到大寨省、大寨國的滾雪球效應，以徹底解決中國的農業問題。

　　浩劫結束，撥亂反正，人們對學大寨提出疑問

　　“四人幫”被粉碎后，華國鋒擔任黨政軍最高領導職務，繼續高舉“農業學大寨”旗幟。1976年12月，陳永貴協助華國鋒召開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他作了《徹底批判“四人幫”，掀起普及大寨縣運動的新高潮》的報告。這次會議，由于極左路線的延續，將學大寨運動推上了極端。不僅農業學大寨，而且教育、衛生、司法、財貿等行業和部門都要學大寨。當然，這對大寨、昔陽來講，無疑是一種珍貴的榮譽。對全國來說，大寨仍是一塊“圣地”。

　　從1978年春天開始，“落實黨的農村政策”的呼聲漸漸蓋過“農業學大寨”的口號。各地在落實黨的農村政策的同時，強烈要求糾正農業學大寨運動中的極“左”的做法，如要求歸還農民的自留地、自留樹，開放集市貿易，允許農民養豬、養雞、搞家庭副業等等。這些本都是《農業六十條》明確規定要賦予農民的一些私有權利，但在農業學大寨運動中逐步被剝奪了。此時，人們想重新拿起這個武器，向農業學大寨運動發起挑戰。

　　當時也有膽大的人對新聞界的朋友忠告說“你們再像過去那樣宣傳大寨，你們將成為歷史的罪人”。后來《人民日報》、新華社、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和全國部分省、市、自治區報紙、電臺陸續報道了一些地方的糾“左”的做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把農業戰線的撥亂反正推向了高潮。

　　1978年12月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了黨的歷史的偉大轉折，而后又走上了改革開放的道路。在這個過程中，農村包產到戶、包干到戶等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得到推廣。特定的政治形勢的變化，重新確定了大寨的方位。大寨紅旗到底該不該繼續打下去引起了廣大農村乃至中央高層的思慮。

　　這個時候有兩件事對大寨沖擊很大。一是時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的萬里支持安徽鳳陽縣小崗村并波及全省農村的包產到戶。二是四川將自留地擴大到總耕地面積的15%，還開放了自由市場。這兩件事都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卻引起了陳永貴的痛苦和不滿。而直接沖擊“大寨紅旗”、指出農業學大寨存在問題的是萬里同志。據目前已披露的材料來看，萬里是第一個向“農業學大寨”運動發起挑戰的中共高級官員。1978年春，他在安徽省委黨校工作會議上說：“什么這個學大寨學歪了，那個學大寨學錯了，大寨本身就不正。”一語驚人。這是1964年毛澤東樹立大寨紅旗以來第一個由共產黨高級干部說“不”。后來他又在一篇文章中指出：農業學大寨到底學什么，這個問題多年來并沒有解決。很多地方是學表面，學形式，搞極“左”路線，造成了嚴重后果，甚至給農業和農村帶來了破壞。萬里在省委鄭重宣布，今后安徽不組織去大寨參觀，也不去學大寨那一套。

　　緊接著，1979年新華社內部刊物先后刊載了幾篇揭露大寨、昔陽真實情況的文章。《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山西日報》也相繼刊發了文章，揭發、批判農業學大寨運動中的極“左”錯誤，在社會產生了很大的反響。

　　這樣，便匯成了巨大的歷史潮流，使大寨、昔陽的聲譽開始下降，頭上神圣的光環逐漸消失，“大寨紅旗”在人們心目中大打折扣。

　　理性總結，痛定思痛，“大寨紅旗”最終飄落

　　1979年3月初，中共昔陽縣委召開常委擴大會議和縣委擴大會議。在各方面強大壓力下，縣委領導承認了多年來在各方面發生的缺點、錯誤和問題。并對農業學大寨運動中的一些蠻干行為、家長式作風提出了嚴厲批評。

　　后來，《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新華社組成聯合記者組到大寨、昔陽和山西各地做了四十天的采訪調查。他們在各方面的支持下，寫出了兩組內參。第一組批評大寨，如《大寨走向了反面》、《“七斗八斗”給大寨造成嚴重惡果》等；第二組批評昔陽和陳永貴提拔起來的干部，如《造反起家，幫派掌權》、《任人唯親——以對大寨“感情”“態度”劃線》等。這些詳細的調查報告，為黨中央重新認識、審視大寨和“大寨紅旗”提供了更加翔實與可靠的材料。

　　在山西省召開的五屆人大三次會議和省政協四屆十二次常委會議上，許多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揭發陳永貴等人的錯誤和問題，要求罷免陳永貴的全國人大代表資格。這樣，陳永貴先后被解除了昔陽縣、晉中地區和山西省的領導職務。

　　1980年8月中下旬，中共山西省委多次召開常委會議或常委擴大會議，系統分析大寨和昔陽的經驗，總結山西省學大寨運動的經驗教訓，形成了《關于農業學大寨運動中經驗教訓的檢查報告》，指出大寨、昔陽“左”的錯誤在政治、經濟、思想、組織、作風等各方面的詳細表現和危害。可以說，它給“農業學大寨”運動作了最后的總結，也預示著這場在中華大地上風風火火鬧了10多年的運動即將終止。1980年10月21日，山西省委將《檢查報告》上報中央。11月23日，中共中央將原報告連同批語轉發全國(中發[1980]83號文件)，肯定了山西省委的基本結論，肯定了周恩來所總結的大寨經驗，也肯定了大寨、昔陽及山西省的過去的貢獻和成績。報告同時指出，“文革”以來，大寨和昔陽“左”傾路線造成的嚴重后果應由陳永貴負主要責任。就全國范圍內來說，主要的責任在當時的黨中央。陳永貴對山西省委的報告和中央的批語表示接受，他說:“對于學大寨出現的問題，中央承擔了責任，我也有責任。是我的責任，我不向上推。”

　　后來，中共中央和全國人大陸續接受了陳永貴提出的解除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請求。陳永貴在北京過起了閑居生活。從領導崗位上退下來后，陳永貴對大寨和自己的過去進行了認真的反思，曾對前來看望他的大寨干部說：“我那幾年算是吃夠虧了，上面提出九十九，我就能干出一百一。今后可不能再犯了。”陳永貴給郭鳳蓮和大寨黨支部寫了一封信，要他們跟中央保持一致，按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做好大寨的工作。這是這位老支書對家鄉工作的最后交待。

　　至此，“大寨紅旗”最終飄落了。(賀吉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