刪去“最高最活”成了羅的罪證

　　挨了林彪幾悶棍以后，羅瑞卿在處理同林彪的關系上更是如履薄冰，極端的謹慎。

　　1965年，《解放軍報》起草了一篇社論，標題是《突出政治就是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澤東思想掛帥》。羅瑞卿在主持修改這個社論時，指著“毛澤東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提法，問社論起草人：“這個提法是不是林副主席的原話，還是你們的記錄？以前公開見報沒有？”大家回答：“這是林副主席在上海說的原話，報上也用過。”羅瑞卿感到這個問題牽涉到對毛澤東的評價，提錯了，提得跟中央、毛主席的提法不一致，不好，便去另一個房間給當時分管理論工作的中共中央文教小組副組長康生打了一個電話。

　　康生正大力提倡“個人崇拜”、“反修防修”，以打擊別人、抬高自己。他接到羅瑞卿電話后，由于不知道“最高最活”出自林彪，便表示：這是新的提法，恐怕應問問中央常委，甚至恐怕還要問問主席自己。羅瑞卿問他個人意見，康生未正面回答，說還是按中央原來的提法穩妥。于是，羅瑞卿將“最高最活”刪去了。

　　6月29日，在羅瑞卿家討論總政為再版《毛主席語錄》起草的前言。在“前言”中也寫上了“最高最活”。羅瑞卿又立即打電話給毛澤東的秘書、理論修養很高的田家英，回來后對大家傳達田家英的話說：“最高最活的說法不確切，不好理解，外國人也不好翻譯。最高，那么今后再不能高了？是不是還有次高啊……說是頂峰，也不科學，到了頂峰，難道不能再發展了嗎？”

　　于是，“最高最活”的提法又被從“前言”中刪去了。羅瑞卿萬萬沒有想到，在后來這便成為他“反毛澤東思想”的罪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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