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0年代中日官方關系一時難以進展的情況下，周恩來貫徹我黨對日工作總方針，提出發(fā)展中日關系重點在民間的觀點，力圖通過開展國民外交、經貿聯(lián)誼、漸進積累，來爭取和影響日本人民，以期為兩國關系正常化創(chuàng)造有利條件和牢固基礎。

　　為取得良好的外交效果，周恩來動員梅蘭芳到日本去演出。梅蘭芳因為對日本軍國主義深惡痛絕，所以不想去。周恩來親自做工作，請梅蘭芳和老舍等人一起吃飯。席間，他特別指出，兩國人民的交往，和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是有根本區(qū)別的。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受害的不止是中國人民，日本人民也身受其害。周恩來鼓勵梅蘭芳：“你去一定會引起轟動。讓日本人民也看看中國的文化。只有你去最合適，這樣才能促進中日兩國人民的民間往來。”

　　1972年7月，上海舞劇團赴日本訪問演出。訪問結束，日方建議中方人員乘日航包機從東京直飛上海。對此，團長孫平化向國內提出“沒有必要乘日航包機”的報告。然而，周恩來對“日航包機”問題卻有他深入的考慮。他批復道：“不對，很有必要，這是政治！”并專門指示上海市政府：“為此做好準備，對孫平化率舞劇團回國作盛大歡迎。對日方機組的接待不能次于美國機組。”周恩來一系列的周到安排，不僅是對有意訪華的田中首相做出表示歡迎的政治姿態(tài)，實際上也是為不久可能訪華的田中專機進行試航。以“日航包機”為契機，中日間的航線事實上已經打通。

　　經過兩國政府和民間的共同努力，中日復交終于到了瓜熟蒂落的收獲時節(jié)。然而，對此國內不少人一時還難以轉過彎來。曾遭受日本軍國主義侵略的中國民眾，甚至一些黨和政府的干部，對恢復中日邦交、放棄戰(zhàn)爭賠償等問題，需要有一個認識過程。

　　1972年9月初，周恩來閱改了外交部起草的《關于接待日本田中首相訪華的內部宣傳提綱》。在提綱中加寫：“中日邦交恢復后，在平等互利、互通有無的原則基礎上，將進一步發(fā)展中日經濟交流……所有這一切，都是符合中日兩國人民利益的。”9月5日，他又為中共中央草擬轉發(fā)《提綱》的通知，要求各級黨組織“好好學習”，“作切實的宣傳和解釋，特別是北京、上海、天津等18個城市和郊區(qū)，要在9月20日前做到家喻戶曉”。

　　經毛澤東批準，中共中央1972年9月8日以文件形式將提綱轉發(fā)到全國縣以上各級黨組織。提綱說明了我國的外交政策和方針，向干部和群眾做了正確認識中日關系重要性的思想工作，正確認識同資本主義國家當權者即“右派”打交道的必要性，為即將進行的中日邦交正常化談判和田中訪華做好思想準備。

　　1972年9月25日，田中訪華成行。

　　如果說，周恩來在處理中日之間的歷史問題時總是從大局出發(fā)、向前看的話，那么，他對日本方面任何企圖抹殺或美化侵華歷史及其罪責的言行則毫不姑息。他對田中首相一段話的批評，就是這種態(tài)度的典型表現：田中在致祝酒詞時就侵華歷史說“遺憾的是過去幾十年之間，日中關系經歷了不幸的過程。其間，我國給中國國民添了很大的麻煩，我對此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之意。”

　　翌日，周恩來在同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的第二次限制性會談時說，田中首相對過去表示要深深地反省，這是我們能夠接受的。但是，“添了很大的麻煩”這一句話，引起了中國人民強烈的反感，中國被侵略遭受巨大損害，決不可以只是說“添了麻煩”，最后，《中日聯(lián)合聲明》表述為“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國過去戰(zhàn)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重大損害的責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也是在這次會談中，周恩來針對日本外務省條約局長高島提出聯(lián)合聲明中不必再提戰(zhàn)爭賠償問題，因為日臺條約已宣布放棄要求賠償的權利的說法，鄭重指出：當時蔣介石已逃到臺灣，他是在舊金山和約后才簽訂日臺條約、表示所謂放棄賠償要求的。那時他已不能代表全中國，是慷他人之慨。遭受戰(zhàn)爭的損失主要是在大陸上，我們是從兩國人民的友好關系出發(fā)，不想時日本人民因賠償負擔而受苦，所以放棄了賠償的要求。事后，周恩來在一次國務院會議上就放棄對日戰(zhàn)爭賠償問題進行說明：這也是鑒于歷史教訓和從中日關系的大局考慮的。此事不是他個人意見，是毛主席和中央做的決定。

　　也就是在1972年這個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年的5月18日，周恩來被確診患膀胱癌。他以病弱之軀，超乎尋常的毅力支撐完成了從復交談判到簽署聲明的一系列高強度工作。據《周恩來年譜》記載，1972年，他接待日本客人和涉日活動達到了創(chuàng)記錄的64次！